2012年末最后一天，京沪广不约而同发布异地高考实施方案。这走出破冰的第一步，却引发争议。
异地高考迈出第一步，过渡和渐进是必然的。“门槛”如何设置，是异地高考改革最难把握的度——与之前各省份具体的“学籍、社保、固定住所”等条件相比，京沪广的异地高考方案门槛被外界普遍认为偏高。
北京方案，尽管向外地户籍学生开放了2013年中等职业院校及2014年高等职业院校录取考试机会，然而由于“大学本科部分还没有放开的计划”，被诟病为“最高”门槛。而在广州，这一过渡时间指向2016年。安徽则设置了只须“高中阶段完整学籍”，即可异地参加高考的“最低”门槛。
一高一低背后，是京沪广在外来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现实趋势之下，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间教育资源的博弈。
异地高考方案的门槛设定，是“小步快走”的连续低门槛，还是“大步跨越”的单一高门槛？这既牵涉到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控制与城市矛盾的融合，又牵涉到教育公平的公众担忧。
现实的压力是，京沪广的公共服务资源能否承载随迁子女的增长？统计显示，目前明升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2011年北京市常住总人口为2018.6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到1/3。在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随迁子女近50万人，占学生总数近半。
从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的发展进程来看，人口高速增长一般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北京、广州、上海的人口短时间内的急剧增长，使本来应该在长时段内解决的矛盾被浓缩、集中并放大。
在这一城镇化推进过程背景下的异地高考政策制定，门槛不应是“高而堵”，应该为“低而疏”。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调研指出，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要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不能继续利用行政的优越性使自己成为改革的孤岛，降低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
异地高考最大门槛是公平。统计显示，目前明升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超过1200万人，确保他们享有和城市学生一样的入学机会，正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教育公平而言，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以推进高考改革的精神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而不是仅仅根据流动人口的多少、高考指标的平衡、本地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等“不能碰的问题”来设置高门槛，是异地高考方案思路公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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