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有关文科“贻害社会”的言论，笔者最初是在微博上见到的。当时，一位朋友，也是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教授立即正告这位自称“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的发微博者：“不懂历史学就不要乱说。”笔者则只当此说是在八卦，没想到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反响，最终酿成了一桩公共事件。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科（后来当事人又称专指文史哲三科）“贻害社会”，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app的。类似的话最常出现，也最容易引发口角和辩论，是在高中文、理分班之时。换言之，就思维上看，这个说法并没有超越高中生的水平。现在，当事人和一些手机版报道扯到上世纪50年代末C.P.斯诺的“两种文化”说，如果再加上当今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的“三种文化”说，那只能把水越搅越浑，让真正的问题继续藏而不露，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但从这位“教授”的言论，至少可以看出当下明升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 “技术化”的偏向不仅影响着学生，而且也左右着管理者和教师的思维，从而形成了一种广泛性的话语霸权。
“技术化”的偏向是从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以行政手段进行的大规模的大学合并，其本意是希望纠正这种“技术化”倾向。但是，具体的操作者基本都是院系调整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技术化”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因此，无论怎么变，核心的理念还是“技术化”。这也是大学的规模越变越大，师生的感觉却越来越小；“文理渗透”最初还是口号，现在连口号也不再喊的原因。
要知道，所有的“技术化”都打着“app”的旗号，以获得外在的合法性和内心的平衡。但“技术化”并非app化，“app”与“技术”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反映到思维上，前者是强调合理的怀疑，后者则多取标准化的程式。它们之间不多的重合处，在“技术化”思维为指导的人那里却仿佛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反映到大学教育中，“技术化”思维直接导致的是“有用”才有价值的庸俗实用主义的盛行。
当然，对某些技术性学科来说，“有用”就有价值是成立的。但将它普适化，放之其他非技术性的学科，成为四海皆准的“规律”时，这种思维就显得荒谬了。这些年，文史哲专业的困难处境，不仅是社会需求减少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技术化”思维所衍生出的庸俗实用主义原则极力地消解非实用专业的地位。说文科“贻害社会”的人，不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吗？但让拥有“技术化”思维的人无法预料的是，这样一路地“实用”下去，大学的角色必然向职业培训中心转变。大学的独立性日益地弱化，继而成为社会的附庸，最终直接挑战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存在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化”思维无视“人化”的可能性。妄论“技术创新”才是“创新”的人恰恰是忽略了大学教育中的创新都应该是基于思维上的多样性的常识。多样性思维是“人化”最基本的体现，因为人本身就是多样的。只有在多样性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思维方式的碰撞和思想的进步。因此，即使“技术化”思维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也只是“一样”而非“多样”。而长期的“一样”和标准化，则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上的非此即彼的极端论或一元论。
让我们仍以这位自称“哈工大教授”的人的言论为例。当网友提示说“读史可以明智”时，他反驳道：“读史使人明智吗？老祖宗读了几千年史，最终也没明智起来。”我们不必讨论他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判断正确与否，因为他有权利批判，也有权利赞颂。仅就态度上看，他本人显然对历史研究缺乏起码的了解，因而也缺乏起码的温情。即便顺着他对传统的批判态度推论下去，他的结论仍不成立。他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读史，老祖宗是不是更不明智？这里反映出的不仅是他的无知和学科偏见，也牵涉到对人——那些从事史学研究的人——的尊重，而造成这种单一而决绝态度的不正是他思维中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观吗？
一般来说，当人们的阅读经验缺乏时，直接的经验就会起到关键作用。仅凭对所接触的个别人文学科从业者的不美好的印象，就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文史哲等三门人文学科的价值。这说到底，就是教育的单一“技术化”偏向所致。
我们常常听人说，大学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但很少看到让众人共感的实践成果。从量化管理到各种工程、计划和重大课题的竞相推出，再到如今的大学章程的制定，有点像从GDP到“绿色GDP”，再到令人捉摸不透的“幸福感”的虚化演进。工作的确是没有停顿，但没有落实理念的方法，没有对于自身思维缺陷的自觉，大学教育改革也只能是继续地工作，继续虚化地演进而已。
《明升中国app报》 (2012-07-04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