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了四年书，从中一到中四，崇德中学当时有差不多三百个学生，有一间很小的图书馆，我常去里面翻阅各种杂志和书籍。我第一次接触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就是在那间图书馆内看到了Jeans的《神秘的宇宙》中译本(见图1)。Jeans把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和1925年的量子力学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使得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图1 神秘的宇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父母经过了漫长与困苦的旅程，于1938年春到了昆明。那时流离失所的中学生非常多，所以重庆的教育部准许中学未毕业的学生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见图2)，我就是这样于那年秋天成为了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第一届新生。
图2 大学入学考试准考证
我没有念过高中物理学，为了参加那次入学考试，借了一本高中物理教科书，闭门自修了几个星期，发现原来物理是很适合我研读的学科，所以在联大我就选择了物理系。记得非常清楚的是，那次我在教科书中读到，圆周运动加速的方向是向心的，而不是沿着切线方向的。最初我觉得这与我的直觉感受不同，仔细考虑了一两天以后才了解，原来速度是一个向量，它不仅有大小而且是有方向的。
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有一些直觉，这些直觉多半是正确的，可是也有一些需要修正，需要加入一些新的观念，变成新的较正确的直觉。我从而了解到：一方面直觉非常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又要能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
1942年春天，为了准备写一篇当时联大要求的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见图3)，请他做我的导师。四十多年以后，我这样描述吴先生怎样给我出了一个题目[1]：
(他)给了我一本ReviewsofModern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Algebraic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二十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对称原理是我一生主要的研究领域，占了我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二。
图3 吴大猷先生(1907-2000)和我(1982年摄于纽约石溪)
1942年秋天我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物理系做博士生。(那时考入联大的本科生都是联大的学生，可是研究生各自算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个学校的学生，虽然所有课程学习和考试仍然是在一起进行的。)我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的王竹溪教授(见图4)，他的专长是统计力学，是他把我引导进了统计力学的研究领域。今天估计起来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在统计力学里面。
图4 王竹溪先生(1911—1983)(1980年聂华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