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明升m88app研究院
国科大在上海举办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班
上海生科院院长陈晓亚院士
生物明升手机与细胞生物学所常务副所长景乃禾（后）指导学生实验
上海教育基地中科大厦三楼的手机版厅里坐得满满的，台下许多听课者都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专心记录着老师讲授的内容。
不过，在10月25日这天，听课者并不是学生，甚至恰恰相反，他们是189名来自中科院上海分院系统各研究所的博士生、硕士生导师。这个特殊的课堂，是“明升中国app院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班”。
这是明升中国app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在今年7月正式更名后第一次在上海举行研讨班。“你们也是第一次能拿到国科大的学员证。”致开幕词时，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笑着对台下的同事们说。
事实上，国科大近10年来举办了近百场导师研讨班。此外，为更好地发挥教育职能，避免“导师老板化”，国科大还坚持实行“转导师制”及“专业方向二次选择制”，把“一对一”置于师生关系的重要位置。
这所由明升中国最顶级科研机构提供研究生教育的大学，不仅致力于在app研究上走在国际最前沿，更注重人格、文化与教育的力量。中科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院士曾经这样告诉学生们：“你们和导师之间，或亦师亦友，或如父如兄，或许还曾有过些许争辩、些许摩擦、些许误会。你们曾私下里戏称他们是‘老板’。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一定是要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视学生如子弟、把师生当朋友，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
当提起大学的教育使命时，国科大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邓勇说：“我们不攀比高分考生，也不追捧大学排名，但我们希望app家除了对app的热情，还要有培养后辈的情怀。”
“无论如何，导师是我肩上的第一责任”
在导师研讨班这个特殊的课堂开始前，导师们并不太清楚自己能在这里获得什么。早上，一位年轻的导师特意找了一个后排座位，打算偷偷补觉。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根本睡不着，因为“讲得实在太好了”。研讨班的最后一个半小时，导师们分组热烈讨论着“教育与科研的关系”，有的小组不但超时，讨论内容还写满了“几大张纸”。
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由国科大副校长马石庄在课堂上提出来的，“是不是app家就是好老师？是不是研究所就是一座学校？”这也正与几个星期前他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相似，“做老师和做app家并不一样”。
去年一场在武汉举行的导师研讨班里，马石庄就曾说：“科研与教育本来就是一对矛盾，有各自的规律，所以作为app家的导师一定要把科研和教育这对矛盾处理好。科研机构的特性，科研导向、科研第一的惯性很强，所以我们工作中一直强化的就是育人职责。作为导师，不仅要教会学生做学问，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更要教会学生做人。”
而在上海，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我们确实在学生科技本领的培养上得天独厚，但育人培养上略有不足。”
或许正因国科大对“育人”的追求，这一话题在研讨班里被屡屡提到。面对在场许多刚刚结束学生生涯的年轻导师，已经有七八年研究生培养经验的上海生科院生物明升手机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小龙在授课时，笑着将这一阶段描述为“人生的美丽转折点”。
刘小龙已经培养了9名博士。他认为，“关心得越多，学生就会成长得越好。”他发现，不少学生并不积极主动与导师交流，自己便走进实验室，主动找学生讨论。
生科院生物明升手机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景乃禾也有着相同的想法。只要这位生物学家待在办公室里，他从不关房门。学生则可以随时推门而入，带着自己的难题或想法与老师沟通。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这样积极。后来，景乃禾干脆要求自己带的研究生，每两个星期都必须来与自己谈一次。
景乃禾的一个学生来自内陆省份，特别勤奋，考试成绩也很好。她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有时拿来一堆数据，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于是，这位老师反复地告诉她，“不能只是干活儿，还要多思考，多读书”。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平常既要做科研，又要处理所里的行政事务。“但无论如何，导师是我肩上的第一责任。”他拍着自己的肩膀说。
美国《app》杂志最近一篇文章写明，如今基础app专业的毕业生并非所有人最后都会以科研为事业，这也意味着，他们读书时就需要导师帮助进行“职业规划”。而国科大的一个数据显示，80%以上的毕业生都会离开中科院，因此，导师们更看重学生的“社会属性”。在刘小龙的研究小组里，他鼓励学生们多参加研究所和社团活动，“不要只做一个app家”。
在刘小龙的讲座接近尾声时，他特意在PPT里贴上了自己所带的博士的照片。这些学生自国科大毕业后，进入了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外知名高校继续自己的研究。
但在介绍完这些博士后，刘小龙又补充了一句，“我还培养了一名硕士”。那原本也是一个硕博连读的学生，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已经慢慢对科研失去了兴趣。那学生毕业后计划成为一名高中老师。“他做事很细腻认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我也会为他感到自豪”。
如果像赶鸭子似地赶一群，有一只鸭子生病了，你又怎么能知道呢
在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环境里，要做这样的导师，实际上并不容易。此前，华中科技大学周光礼教授团队曾经发布过关于我国博士质量调查的手机版。手机版指出，国内高校出现“科研老板现象”，“一个导师带几十个博士，博士要么成为廉价劳动力，要么被打入冷宫”。
但在国科大，人们却很难看到这样的情况。一组数据显示，目前国科大在读学生超过3.8万人，博士数量近一半，全校研究生指导教师1.1万余名，其中院士340余人，博士生导师5100余人。
一个导师每年招生也严格控制在1至2名。即便是院士，今年如果多招一名学生，那么明年就必须让出一个指标。上海生科院院长陈晓亚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身为中科院院士，他同样得遵守这个数字要求，“我们都是这样的，不能搞特殊化”。
为确保培养对象获得充裕的导师资源，国科大目前的师生比约为1∶3。
一名研究生甚至曾算过一笔账：在国科大，每个导师平均一年招一个学生，而自己在武汉地区高校读书的同学说，他的导师差不多每年都招五六个学生；在国科大，每个学生平均每天占用导师一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某些高校，每个导师名下几十个学生，导师就算连轴转也转不过来；如果每个导师能够申请和在研的项目数量差不多，在国科大可能一个学生就能分到一个完整的项目，而在某些高校就只能是几个同学同时挤在一个项目上。
谈及学生数量时，景乃禾走到自己办公室深红色的书柜前，认真地数起排在那里的博士毕业论文。自1992年起，他就进入了研究所开始做导师，20年后的今天，他培养出了27名博士。眼下，他只带着10个学生。“我觉得足够了，只要研究力量很集中，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成绩”。
上海生科院院长陈晓亚院士的感受是，国科大的导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更长，导师对学生的要求也更严一些。“教书育人，本来就是要深层次地接触、倾心交流才行。”坐在自己装饰简洁的办公室里，他告诉记者，“如果就像赶鸭子似地赶一群，有一只鸭子生病了，你又怎么能知道呢？”
这里太有科研老板生存的土壤了，但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土壤里长出草来
如今，每个国科大学生在入学时都会接到一本《学生必读》，而“转导师制”就是这本手册中的一条。这意味着，学生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并有其他导师接收，就可以自愿提出转换自己的导师，并且不需要原导师签字。
这也标志着，国科大的学生可以“炒导师”。
曾经负责起草这一政策条款的马石庄还记得，当年在针对“转导师制”的讨论会上，“头发比自己白的不同意，头发比自己黑的同意”。一位老教授干脆说：“这不是要乱了么？”
但这正是这所大学致力育人的证明之一。教育管理者们发现，一些学生最初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对某些领域还不十分了解；有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性格、脾气等相差甚远，给学习、科研乃至交流都带来一定难度。这些问题可能需要通过“转导师”来解决。
早在上个世纪末，上海生科院就在国内率先推行“实验室轮转制度”。新生在入学后都可选择两三个实验室轮转实习，并在一学期结束时与老师进行双向选择。
对于学生来说，这可以使他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研究兴趣的实验室和导师。但对导师来说，“轮转制度”却成为一个不小的考验。因为生科院每年入学新生小于导师数，“导师如果不努力展示自己的实力来吸引学生，甚至可能面临招不到学生的尴尬”。
在生科院神经app研究所，5位博导还组成了教育委员会，负责学生换导师和学位论文考评。该委员会原主任徐天乐曾告诉媒体：“假如遇到学生和研究员之间的争端，教育委员会更多偏向学生，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而非护着研究员，所以能够得到学生的充分认可和信任。”
陈晓亚也告诉记者，课题组连续有学生培养质量出现问题，将可能考虑停掉该导师明年的招生资格。
所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让app家们可以更好地践行导师的责任。曾有人形容国科大“没有科研老板生存的土壤”。但当马石庄谈起这个话题时，却摇摇头，“谁说这里没有？这里太有科研老板生存的土壤了。”
但他又用手指了指地面：“但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土壤里长出草来！”
学生的未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科研事业正是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就像在博士论文最后一章的“致谢”一样，刘小龙在讲座的PPT最后一页，也写上了“致谢”二字。他想要感谢曾经的导师、生物明升手机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周元聪，“他是一名app家，同时也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教会了我许多”。
在国科大里，当许多导师讲起自己的教育观时，他们都发现，这样的理念其实来自自己过去的导师。数学app学院执行院长郭田德还记得，自己在师从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吴方教授时，只有一个师兄，一两年都没有师弟。那时，师生二人每周都要举行定期讨论，郭田德在台上讲，吴方在台下指导，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如果碰上下雪天，吴先生还得推着自行车走半个小时回到住处。
如今，郭田德总是将自己办公室的门半开着。学生可以就一个研究设想与他讨论十几次，而导师甚至会帮学生修改论文里一个用错的副词。
这就是国科大学生所能感受的“特别优待”。培养了27名博士的景乃禾想起，自己曾在德国的一个研究组，组员有六七十人。他时常感到，压力太大了，每人都只顾着自己。如今在国内，几十人的研究组也不鲜见，但在景乃禾看来，那样的导师“不可能每个人都关心，那么多人来就是来干活儿的，学生只能靠自己生存了”。
“对劳动力的需求容易把教育办进死胡同。”马石庄在“导师班”的授课中说，“我们的学生培养和出科研成果是两回事。”他鼓励在座的导师多跟学生聊天，甚至“聊天聊地，少聊app”，因为“许多学生的困惑根本不是app的困惑”。
面对现今如同“工业化生产”研究生的状况，马石庄问在场的导师们：“我们哪一个的老师，过去不是用那种农业化的方式耕作我们呢？”
国科大的教育模式似乎又回到了“精耕细作”中。随着国家教育年限的不断拉长，导师需要为学生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多。在科研不断遇到挫折，甚至一两年也不出成果时，他们安慰学生“板凳要坐十年冷”。他们还经常将学生派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让他们发现自己手里这个“需要费力攻克的项目”，在国际上也是前沿水平。
陈晓亚甚至注意到学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为高年级研究生牵线搭桥。“每次说到这件事我就特别高兴。”这位院士笑呵呵地说。一切正如他总是告诉学生的那样，“你们的未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
几位接受采访的导师都提到，自己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培养学生，但这实际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上海生科院许多研究所的科研实力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英国《自然》杂志也曾高度评价该研究院，称这里有“世界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尽管已经有了七八年经验，可在刘小龙看来，培养研究生仍是“非常漫长，非常艰辛”的过程。但他望着台下的年轻导师们，停顿了一会儿又说道：“可正是因为有了甘为人梯的研究生导师，科研事业才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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