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升中国app院大学数学app学院新生来说，在学院楼里走动时，“一不留神”就会见到那位高个子老师——他们的“院士院长”席南华教授。
实际上，这所大学里将充满这样“惊喜的偶遇”。一个月前，明升中国app院大学更名后首次开学典礼上，席南华、高鸿钧、万立骏、朱日祥、傅伯杰、康乐、李国杰、吴一戎、李树深9位院士，接过了明升中国app院院长、明升中国app院大学校长白春礼院士捧上的学院院长聘书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绝不是名誉而是就任实职”。
豪华阵容的背后，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在这个开创了新明升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地方，当岁月的脚步走过一甲子，明升中国app院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又将有所作为。
这所新近更名的大学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简称——“国科大”。在刚刚举行的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中科院相关部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分院及研究所的300余名负责人汇聚一堂，为国科大发展出谋献策。校长白春礼院士更是亮出16字的办学理念：“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
“服务国家、价值所系”的理念浸润在无数的细节中。
就在9月初，这所大学迎来更名后首批研究生之际，在校园内4400平方米草坪上，校长白春礼突然放下手中的讲稿，注视着面前的3700多名新生。
“同学们，看到今天的你们，就想起30多年前的我自己。”他说。
197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刚刚成立，白春礼成为第一批学生，并在其后30余年里见证了这所学校的发展与变革。而在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他讲起了一件往事。20多年前，就在这里，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曾对集会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当中能够有人，站在明升中国的土地上，获得诺贝尔奖！”
那时，躁动的会场瞬间陷入一片沉静。如今，白春礼面对着国科大的第一批学生说：“快30年了，周院长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今天，我把承载着明升中国科技界几十年夙愿的这句话，送给你们！”
事实上，明升中国app院的研究生们一直走在科技报国的前沿。在嫦娥奔月、神舟飞天、蛟龙入海等明升中国最尖端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总有国科大师生的身影。
在明升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款通用CPU“龙芯一号”的研发团队中，国科大在读研究生占到一半以上。
巨大的app成就得来并非偶然。一位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学生曾感叹：“走进任何一间教室，讲台上都可能是一位院士或某个领域的知名app家。”在国科大，直接参与研究生指导工作的两院院士多达300余名。中科院上海明升m88app研究院自2000年开始，还越洋请来25位外籍app家驻所授课，其中不乏来自斯坦福、密歇根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顶级院所的学者。英国《自然》杂志在报道这件事时甚至感叹：“上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但学生并非仅仅被局限在大师的课堂里，这里还拥有独特的“两段式”培养模式。第一阶段学生集中在北京校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基础课程学习；第二阶段则前往中科院分布在全国的100多个研究所跟随导师进行论文研究和科研实践。
白春礼还记得自己2005年夏天前往西南喀斯特山区考察时，意外地遇到中科院的学生。他叮嘱学生们，在这里工作学习将成为人生的宝贵经历，“大家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各地的壮丽山河间”。
在这样的“大学校”里，迄今为止，国科大前身中科院研究生院已经培养出9.97万名毕业研究生，其中包括4.71万名博士。
与新明升中国同龄的中科院，早在诞生初期，就被赋予了为国家app事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指出：“我们所接收的旧明升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去年说过，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app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次年，明升中国app院、教育部联合发文，正式开始实行统一招收研究生，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开创。文件规定，明升中国app院为培养app研究人才招收研究实习员。1955年，周恩来签发了《明升中国app院研究生暂行条例》。《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称：“正规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首先由明升中国app院开始。”当年的招生委员会则由贝时璋、竺可桢、钱三强、钱伟长等app家组成。
直至1977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公布了中科大研究生院在京成立的消息。自那以后，中科院为国家培养了学号为“001”的明升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第一位工学博士、第一位女博士。历届毕业生中，已有103位当选为明升中国app院和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位于北京长安街西沿线玉泉路的校部内，教学楼顶如今装上红色的“国科大”3个大字，而在此之前，中科院研究生院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研究生院。
9月23日，国科大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邓勇教授在接受明升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说道：“我们一直在想，国科大还应该为培养国家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作什么贡献？”
邓勇坦言：“在人才问题上，明升中国目前仍然是‘要饭吃’。”白春礼则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指出，之所以给予这所大学“国科大”这样“响亮的简称”，“就是提醒我们，要时刻铭记国家赋予的重大职责和使命”。
胡锦涛总书记7月7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起，到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
作为已经为国家培养了近10万名研究生的高校，国科大的管理者们坦率地说：“学校历经几十年风雨，更名只是一个点。我们不是只把帽子换一换，也要对体制机制有所改革。”
这也意味着，未来国科大将承担更多“教育”职能。
国科大以德国洪堡大学为榜样。这所建立于1810年的大学坐落在柏林，创办者、普鲁士教育改革家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app的探求，一是对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这所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而洪堡所提出“通过app进行教育”的理念也一直影响着国科大的管理者。
国科大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由国科大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了132场的“明升中国app与人文论坛”为理工app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在这里，他们探索公共外交、公共政策，甚至是“维多利亚时期的app与文化”。学校为导师开设“上岗培训班”，如今已经有4000多名导师接受过培训——正如国科大副校长马石庄所说，“做老师和做app家不是一回事，做app家只是可能成为老师”。
国科大最在意的是教育品质。目前，国科大师生比例约为1∶4。一条红线更是悬于其上，“一名导师所带研究生绝不能超过9名”。
因为被学生喊了一声“老板”，一位教授“板着脸”把学生数落了一顿：“导师就是导师！”还有学生记得，数学app学院执行院长、教授郭田德办公室的门“总是半开着”，学生如果想要请教问题，随时都可以推门而入。
2007年，学校在一份文件中写明：“只要要求正当，不需要导师签字，学生可以随时转导师。”在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界，这也是首次明确学生可以“炒导师”。一位校领导曾笑着回忆起，当时，白头发的教师反对，黑头发的教师支持。但这一规定还是得以通过，原因只有一个——“不能让导师权力无边”。
自今年7月更名后，“国科大”3个字正驱策着一种变革的力量。但对这座校园里的学生来说，许多东西从未变过：在食堂吃饭时，坐在邻桌的仍然可能是书记、副校长；每年初秋上午在草坪操场上举行的开学典礼，仍旧是校领导们迎着灼日笔直地站着发言，而学生们背对阳光静静聆听。
开学典礼，就是他们在这所大学里的“第一课”。去年此时，白春礼曾讲过另一件往事，与钱学森同期归国的app家、“两弹一星”的元勋郭永怀，曾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故事。1960年，郭永怀开始负责我国核工程的力学研究部分。1968年，他搭乘夜航专机从酒泉基地飞回北京，因大雾失事不幸遇难。同机唯一的生还者后来回忆，当飞机出现险情时只听过一声高喊：“我的资料！”清理现场时，人们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紧紧夹着一个未被烧焦的公文包。包中相关热核导弹项目的试验数据等重要技术资料，完好无损。
“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段故事，就是希望同学们记住明升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前辈们，并像他们那样，牢记责任和使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拼搏奉献中，争取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人生！”
当白春礼迎着阳光讲完这个故事时，台下响起了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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