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曾被媒体称为国内唯一没有行政级别的公办大学校长。记者在汕头大学期间，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校董会全体会议，但顾佩华还是抽出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接受明升中国教育报专访。顾佩华说，他喜欢面对媒体“挑战性”的问题。
记者：改革往往需要时机，办学中会出现机会“稍纵即逝”的情况吗？校长看好的事情，没有经过董事会的讨论，能作出重要决策吗？
顾佩华：校董会只对关系学校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而对于日常办学行为，校董会赋予校领导很大的权力，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校长负责制。您的问题要害也许在于，若出现“稍纵即逝”的办学机会，与校董会确定的阶段性办学方针相悖，校长如何决断。我认为，任何发展规划也好，阶段性重大决策也好，都有滞后性，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应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态度。万一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不抓住必然是历史罪人，所以与校董会主要成员进行紧急的信息沟通是必须的，现在资讯手段很发达，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记者：在汕头大学5个委员会里，本校教授的作用有多大？或者说，教授们与校长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怎么办？
顾佩华：我们致力于国际化的办学，就是要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避免校长书记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的传统局面。我校设置的5个委员会中，教授从数量上占居了主体，事项决议采用匿名票决制，只有当委员们的票数相等时，校长才会投出公开且关键的一票。不可否认，一些决议与校长的初衷并不一致，这并不可怕，民主决策就是这样。
记者：地方高校靠什么留住一流人才？如何协调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关系？
顾佩华：由于地域限制、文化差异、交通不畅等多方面原因，汕头大学曾经出现过人才外流特别是向珠三角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向。为此，学校及时调整人才引进战略，全面推行教师与管理人员年薪制，积极面向海外、境外引进高端人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务院刚刚批准汕头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范围，潮汕机场、深厦铁路即将投入运营，这些对我校未来的人才竞争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不可否认，境外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待遇，在当前还是有事实上的差别的，但关键是我校衡量人才价值的标准是统一的，无论境外的还是本土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晋升通道，到了什么样的台阶，就拿什么样的薪金。
记者：国内高校都很重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您怎么看？
顾佩华：您观摩昨天的毕业典礼了吗？毕业生的精神状态能够说明问题吧。这一方面说明学生的就业情况不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也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停留在标语口号上。我校在全国首家引进国外的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模式，就是提倡在服务中学习、在学习中服务；我们开发的EIP-CDIO模式强调将传统道德融入教学中。这方面的例证太多了：服务麻风病村的患者、医疗扶贫活动、“宁养义工计划”（由李嘉诚资助，对癌症晚期患者提供临终关怀）……在我看来，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是行动的原则。
记者：相比深圳、珠海、厦门等其他特区，汕头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要相对落后。汕头大学今后如何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顾佩华：学校的发展和所在的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汕头市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最好的表达是“汕头大学的事情就是汕头市自己的事情”。所以服务好汕头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在海洋生物、医疗服务、政策咨询等方面为地方做了不少工作。今后，我想学校应在文化引领、科技合作、软实力支持等方面为特区的发展建设作出更具深度的贡献。此外，我想说的是，汕大改革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本校，我们希望为高校国际化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不辜负李嘉诚先生对教育的承诺。
校董会制度，财务公开，住宿学院试点……无论哪一项改革都得风气之先。
“80后”汕大：大学改革不需要轰轰烈烈
当地处深圳、尚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时，同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同样倡导“走不一样的道路”的汕头大学，却已默默走过30年。
1981年成立的汕头大学是一所广东省属“211工程”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内唯一得到李嘉诚基金会长期资助的高校。其实行的校董会拥有重大事项最高决定权、财务年报制度、校长院长国际招聘、学生住宿学院试点等，无论哪一项，在国内高校都得风气之先。
6月29日，汕头大学有三个重要活动几乎同时进行：一是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听取学校的工作汇报，二是华人首富李嘉诚在2011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例行演讲，三是校董事会召开一年一度的全体会议。这恰好体现了“明升中国高校改革试验田”的特别之处。
是揭开汕头大学改革面纱的时候了。
地方大学的国际化尝试
【汕头大学名字好像太地区性，然而观念的框框是否比其内涵重要呢？李嘉诚曾发出这样的诘问。】
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顾佩华日前正式辞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教职，接受汕头大学校董会聘请，出任该校全职执行校长。此前，顾佩华自2005年10月已兼职担任该校副校长、执行校长。再之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萧泽丽也曾担任该校外籍副校长。
不独如此，在汕头大学8个学院里，外籍院长就占了一半，其中包括文学院院长波弘德（Terry Bodenhorn）、法学院院长彭文浩（Michael Palmer）等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
从2002年起，汕头大学就开始了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各项改革，聘请外籍人士担任执行校长、学院院长只是其中一项。汕头大学校董会赋予校长很大的办学自主权，只要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办学模式或项目，都可以引进、吸收。近几年，汕头大学实行大学管理系统ISO质量认证，推行以年薪制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学习互助体系，实施国际基准学分制，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汕头大学加大了对外交流的力度，仅2010年度，汕头大学就接待海外各类学术来访97批344人次，包括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等；派出各类交流学生49批263人次，包括暑期赴美实习、赴南非报道世界杯等。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宋垚臻曾引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佛在明升中国”与“明升中国佛教”的概念，来表示汕头大学国际化与其他高校的差别所在。宋垚臻说，国际化只是办学手段之一，而不应该是其目的。那么，这些国际化手段给汕头大学带来哪些改变呢？
留着一脸大胡子的波弘德来自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普林菲尔德分校，专业是明升中国历史，此前曾在台湾的大学工作过，自称已习惯汕头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工作。波弘德说，文学院的英文名称（College of Liberal Arts）里，包含了人文及社会app方面，他在汕头大学想做的是进一步扩大学科建设的范围。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不同学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交叉学科研究或者跨学科研究，对其他学科领域的了解有助于加深对自己领域的研究。比如，中文系与手机版学院、社科部以及艺术学院的合作，有助于学生建立更广的知识领域。“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竞争激烈。与我们的年代相比，现在的学生需要具备更加宽广领域的技能。”波弘德说。
波弘德注意到中西方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差别。波弘德告诉记者，作为文学院院长，他在努力扩大中西方学术研究方面的交流。目前，他们正在与爱尔兰的一所大学、加拿大的艾尔伯塔大学和曼尼托巴大学以及他工作过的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联系，希望能建立交换生项目、教师交流项目等。
这种国际化的影响已深入汕头大学校园的方方面面：在新建的学校图书馆里，你感觉不到万卷诗书的汗牛充栋；在彩色印刷、中英文书写的学生刊物里，你所收获的多了几分大气和洋气。据有关资料统计，2010年公布的明升中国高校《自然》和《app》论文排行榜中，汕头大学列全国高校第九、广东高校第一，前8位全是国内“985”高校。
“汕头大学名字好像太地区性，然而观念的框框是否比其内涵重要呢？”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的这一诘问，如今已成为该校办学的警示。
关键是厘清权力的分界
【校长负责什么，院长负责什么，行政人员该干什么，在汕头大学都有明确定位。】
“2010年汕头大学收入总计4.47445亿元，其中政府经常性拨款1.23622亿元，学费及其他收费9579.9万元，李嘉诚基金会捐赠收入1.47695亿元……”参加本次校董会的嘉宾，每人都能收到一本2010年度的汕大年报，其中财务手机版里收支账目明细、资产负债表等一一在列。并且在汕头大学校园网上，可以查到2004年以来的历年年报。校务公开能做到这种程度，汕头大学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汕头大学的经费，有来自纳税人的钱，有学生的学费，有李嘉诚基金会的捐款，每一分钱都要花得明明白白，有个交代。”顾佩华说，财务公开也是明升中国港台地区高校及国外大学的通行做法。
公开的目的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其中最重要的监督来自校董会。汕头大学新一届校董会名单中，除了名誉主席李嘉诚和主席宋海（广东省副省长）之外，有董事23人，义务财务顾问和义务法律顾问各1人，特别顾问5人。23名董事中，除省市政府官员、学校领导和教师代表、基金会代表外，还包括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杨福家（中科院院士、诺丁汉大学校长）、林海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等社会知名人士。校董会拥有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一经决定校长也无权更改。
汕头大学校董会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有时候，董事们会因为一个问题互不相让，为的却是同一个目标——汕头大学的发展。在本次校董会上，一位身为著名学者的校董就对校方“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方案中的教授治校提出质疑。他认为，在大学里常常是校长讲“校长的话”，书记讲“书记的话”，院长讲“院长的话”，而教授却可以“乱讲话”。从台湾的情况看，从事小范围工作的教授涉足宏观领域的治校，很容易走到极端，“那将是高等教育的灾难”。
尽管如此，顾佩华说，在具体办学方面，校董会赋予了校长很大的权力空间。汕头大学设有财务、校务、学术、资源、校园规划建设等5个委员会，主席由校长或党委书记担任。顾佩华说，这些都是学校的政策咨询和制定机构，一方面学校的决策要让大家知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校长了解更多的声音。校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是否会影响民主决策？顾佩华告诉记者，按照西方的惯例，校长只是这些委员会的召集人，开会时并不需要去投票。只有当“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时，才需要校长投关键的一票。顾佩华说，教授们投票是秘密的，要保护教授的独立性，校长所投的票却是公开的，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公开说明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他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某年涉及文学院一位教授“特聘与否”的投票，票数结果正好五五开，于是他本人投出关键性的赞成票并阐述了理由。
在行政管理制度和人事分配制度方面，汕头大学近几年都实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党办和校办、宣传部和手机版中心等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便于相近职能部门的沟通，节省了行政资源；实行大部制，资源管理处涵盖了资产、基建、设备、后勤、保卫等多种职能，相当于其他高校的四五个处室，减少了工作中的推诿扯皮。以教师年薪制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让教授们告别了“发一篇论文多少钱、上一节课多少钱”的工分制。年薪制改变了考核的方式，2010年首个聘期结束后，有36名业绩突出者得以晋升（占参评教师的17.3%），13名业绩较差者降级或调岗（占参评教师的6.3%）。
对于饱受诟病的高校内部管理行政化倾向，顾佩华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建立规范的制度，以厘清权力的分界，明晰权力和责任。“在汕头大学，校长负责什么，院长负责什么，行政人员该干什么，都有明确的定位。教授们争着当处长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相反，我还得做工作让适合的教授从事行政服务工作。”顾佩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