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的最新消息，我国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可水分相当大。不信你随便选一个主题到明升中国知网上去搜索一番就会发现，在被搜出的论文中，有的有抄袭之嫌，有的只是对他人文章的裁剪拼凑重组，还有不少是观点内容重复，了无新意，只是表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总之，这些论文中，真正有独立见解的东西不多，而有原创性内容的东西则更少，这就难怪明升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数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可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百名开外。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

 

直接的原因是其中很多论文作者都是“三没之人”，他们或是没有学术研究兴趣，或是没有学术创新能力，或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既然如此，他们写出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新意。

 

这个解释可能很奇怪：如此这般的“三没之人”又怎么会愿意来撰写学术论文？

 

其实不奇怪，因为存在外部压力和利益驱动。这些年来各个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等教研单位，都有对其教师或研究人员的业务考核，而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就是考核指标之一。考核未达标者，轻则会受经济处罚，重则会被降职甚至下岗。同时，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往往也有发表若干学术论文的硬性要求，否则就不能毕业或拿不到学位。与之同时，在职称评定方面，各教研单位也都普遍存在这样的规定：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甚至也包括编辑出版方面的编审人员，若想晋升职称，都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如一所知名大学就硬性规定，申报教授职称的人，必须在任副教授的现职期间，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5篇论文，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篇，还得有一部已经出版的不少于30万字的专著，和至少一项省部级的研究课题、一项省部级的优秀研究成果奖。

 

由于一个教研人员考核不合格会受处罚，而晋升职称则意味着会得到更高的待遇和更多的经济收入。所以，即便是那些没有学术研究兴趣或学术创新能力的人，也总要为此而想方设法弄出一些所谓的“学术成果”来，而那些不乏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学术创新能力的人，也往往不得不在尚未形成自己见解的时候，就赶着撰写一些无聊的废话来凑学术成果数。

 

既然有些人本来就不愿也不适宜搞学术研究，为什么又会出现在教研单位做事？这也不难解释。一是一个不擅长搞学术研究的人，非但不一定也不擅长讲课，而且课讲得还可能很精彩，而这样的人同样是大学所需要的人才。二是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为学术和教学而来，而是为找一个稳定而待遇不错的工作而来。

 

但这里还是有令人不解之处：如果“三没之人”是出于无奈才炮制“垃圾论文”，那他们的“垃圾论文”又怎么能获得发表？难道学术期刊的编辑连这都识别不了？

 

也不是。而是“三没之人”中的大多数虽不擅长学术，却非常擅长搞歪门邪道，也舍得给期刊编辑部或编辑送大礼，其中有掌握教研单位实权的人，还会以“赞助”、“合作办刊”、“联合办刊”的名义和“邀请讲学”、“合办研讨会”等方式，用公款送出巨额大礼。而既无任何外部制约又本来就有经费不足之虞的期刊编辑部及编辑们，也乐得笑纳。于是人们也就开始看到如下现象：越来越多的期刊公开地标价收取价格不菲的所谓“论文版面费”；一些所谓的“权威期刊”开始经常刊登平淡乏味的文章；一些教研单位，以前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能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忽如一夜春风来，竟有几个人同年在同一权威期刊上集体露脸；而一些权威期刊的编辑，也忽然变成了好像比专家还专的专家，纷纷被众多教研单位经常性地请去“作学术手机版”。好在咱们国家不允许随便办刊，又有管理部门把期刊分为“一般、核心、权威”等不同等级，导致“僧多粥少”，即需要发文章的人远远多于有限的期刊，尤其是远远多于数量更少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这才遂使后两类期刊在收版面费的基础上，仍有一定余地选择来稿质量，从而基本避免了发太烂的文章。而那些“一般级”的期刊，就往往因“吃不饱”而“饥不择食”，所发文章之质量，时常让人惨不忍睹。

 

这就是说，考核和评职称对学术成果数量的硬性要求，不仅激发了“三没之人”制造学术垃圾的“空前热情”，也同时使我国整个期刊界变得日益堕落、腐败。

 

无论是对教研人员的考核还是评职称，都属于对他们专业水平的价值评价。因此，我国学术论文质量水分大的间接原因，就是目前各教研单位普遍存在的以学术成果数量论英雄的评价体系。

 

显然，学术水平是不能以成果的数量来论英雄的，若无实质性新意，成果数量再多也不过是“学术泡沫”。何况很多问题或研究项目，本来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出成果的事儿，而是需要做大量实验，收集各种资料，或作长期跟踪调查，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的。

 

实际上，专业考核本来也有要将那些不为学术教研目的而来的滥竽充数者淘汰出局的功能。可事实证明，以学术成果数量为考核指标的方法不仅根本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倒是会把如晏才宏、朱淼华这种教书敬业，讲课精彩，大受学生欢迎，却不擅长学术研究，也不愿通过歪门邪道发论文的老实人淘汰出局，或者是让他们终老至死也只能是个讲师。

 

其实，很多教研单位内的管理者未必不知道，目前这种具有“重数量不重质量，重短、平、快研究，不重长、高、慢研究”倾向的评价体系，实际上只能惩罚淘汰老实人而不是投机取巧者；他们也未必不知道，在大学中，其实完全可以采用教研两条线的职称系列及评定方式来为只擅长讲课的教师保留一条生路，实现公正对待；也未必不知道，国外早有能保证学术质量的成功的评价方法可供借鉴模仿。可是，他们为什么又迟迟不肯作任何改变呢？

 

这也不奇怪。因为各教研单位的上级，即教育、科技等政府管理部门，同样也有这样的评价体系，同样也是用这样的评价体系来评价各教研单位，其中也有把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价各教研单位好坏优劣的内容。例如，一所大学的论文发表数量及在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仅是政府教育部门评审该大学能不能拥有、能拥有多少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的一项重要指标，而且也是权衡这所大学最终能归属哪一大学级别，算不算政府认定的重点大学，够不够跻身“211工程大学”或“985项目大学”资质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以上所有这些资质的拥有情况，最终统统都与政府对该单位的财政拨款的多少相关，所以也就没有哪一家教研单位愿意在这种宏观管理制度的背景下改革自己内部的不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而这，才真正是我国学术成果水分大的问题的终极根源。

 

因此，若真正想消除我国的学术泡沫及垃圾论文，真正想改变各教研单位只重数量的学术评价体系，真正想鼓励踏踏实实搞教研的老实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就必须从我做起，首先改变自己以往对各教研单位的管理方式及评价方式。一旦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各教研单位自然也不会仍抱着数量型的评价体系不放，于是那种真正能识别好坏优劣，真正能鼓励真学术的质量型学术评价体系就会出现。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究竟该为此如何进行改革，会有多种方案被提出，但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经验来说，一个明智的方法，就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不要做评价各教研单位之事，这其中也包括不要评价各教研单位内部的哪个学科院系可以拥有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可以是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或教研基地。这是因为，全国教研单位队伍庞大，数量众多，政府要想直接对它们一一地作出全面评价，不仅要动用和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又会因为政府管理人员数量实在有限而往往做不好。在市场经济社会，凡是社会或市场能做好的事，政府就不要插手。而社会及市场，根据先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自然也能根据各教研单位所培养人才的质量或优秀杰出人才的比重，和所产出的研究成果的质量或原创性成果的比重，来对各教研单位作出基本准确的评价及排序。

 

再从我国这些年一些民间专门机构对各大学每年进行的评价排名来看，也基本客观公正，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由于社会及市场对一个教研单位评价的高低，往往能影响该单位的生源质量和数量，也能影响社会、民间组织、企业与它的合作项目或委托研究项目的多少，所以，当社会以学术质量论英雄时，各教研单位自然也会根据这种价值导向来对自己内部的学术评价方式进行相应的改变与调整。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11-06-23 A2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