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app时报·大学周刊》所刊《当改革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契机出现之后》一文提出：我国GDP的数量指标世界第二了，于是开始转向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奥运金牌世界第一了，于是开始转向关注“全民健身”；我国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二了，加上国内刊物论文总量可能已经世界第一了，于是大学的科研将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从而迎来了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契机，具备了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前提条件，明升中国大学教学的春天来临了。
这似乎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当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以后，就会自然地转向老百姓的“幸福感”，也只有当经济总量上去以后，才能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奥运金牌与全民健身之间的关系，论文数量与改变“重科研，轻教学”之间的关系，也莫不如此。
然而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国经济总量上去了，很多地区、部门、单位却仍然在拿GDP说事，拿数字做文章，从经济看政绩，甚至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算某些GDP高居前列高喊建设“幸福某某”的地区，也是表面文章做得多，实际效益见得少，并没有在诸如环境、交通、教育、社会治安、群众看病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感的事情上下更大的功夫，做更多的实事。而许多GDP远低于我们的国家和地区，早就不拿GDP说事而转向提高公民的福利、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了。
我们的奥运金牌数上去了，但是我们的奥运战略、举国体制几时转变？我们体育设施等全民健身条件又有多大改善？学校没有操场，学生无处做操，居民无处健身等问题都解决了吗？许多奥运金牌数远不如我们的国家和地区，早已转向全民健身，它们从来不搞举国体制、锦标体育，致力于发展的是快乐体育、健康体育、全民体育。
如今，我们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了，是否就会格外注重科研质量，大学教学的春天是否就会来临，从此艳阳高照了呢？
其实，论文数量第一并不是转变大学科研重数量轻质量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大学转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必然拐点。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由来已久，积重难返，有更深刻的原因、更复杂的环境条件。
首先是社会环境导致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当下明升中国的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三个层次。各个层次的大学本来只是分工不同，目标不同，职能各异，使命有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不同的层次，分出不同学校的“高低贵贱”，决定着它们的“荣辱兴衰”。处于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恰恰是因为雄厚的科研实力、丰硕的科研成果和与此紧密相关的强大师资、设备精良的实验室以及众多的硕博士授予点、博士后流动站等科研硬件而成为得月之先的“近水楼台”。而那些只有教学任务，少有科研成果，只能招收本专科生的教学型大学，只好无奈地甘居下层；介于两者之间，处于中间状态的是那些科研实力远逊于研究型大学而略优于教学型大学的研究教学型大学。一所大学处在什么位置，享受什么“待遇”，全看科研实力。那些研究型大学都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占尽各种资源优势；而那些第三层次的教学型大学虽然为数最多，却教学设施陈旧，经费捉襟见肘，承领重任在前，招生批次靠后，只能在惨淡经营中维持运转，在重重矛盾中恶性循环。现今的大学中，但凡稍有条件的，都不愿意当教学型大学，而要千方百计地争当研究型大学，起码也要争取当个沾上“科研”边的研究教学型大学。专科想升本科，本科想升重点，而升的前提就是要有科研。同样，大学教师都在争当“研究型”教师，那些常年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书匠”，没了科研就成了高校中的“弱势群体”。这种情况下，哪间学校能不重视科研，哪位教师能不盯着论文？即使是那些没有科研任务的教学型大学的教师，骨子里也都是“重科研，轻教学”的。
其次是量化评价导致大学“重科研，轻教学”。量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的数量统计法，本来是美国机电工程师泰勒为规范车间工人的劳动定额和操作程序而制定的一套管理评价体系，如今在我国却泛化于一切领域特别是大学的管理评价之中，几乎成了管理“宝典”。看一所大学的水平看科研水平，看科研水平就看有多少论文，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少研究课题，有多少硕博士点，有多少博士后流动站，有多少重点实验室，有多少博导、院士、长江学者。至于这些资源和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应用到教学之中，由于无法量化，也就无从考虑；乃至教学质量如何，学生素质怎样，也因无法量化，便似乎也与学校水平无关。
眼下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更是量化评价的产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对科研的量化。明升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明升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手机版》中有8项二级指标，分别是科研基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培养基地、师资队伍、学生情况、杰出校友和综合声誉。其中与教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只有学生情况一项；其中师资队伍看师资水平，培养基地看学科水平，这两项无疑跟科研更为密切。这样跟科研直接相关或更为密切的就有5项，表现出明显的厚此薄彼的“重科研，轻教学”倾向。
再次是利益诉求导致“重科研，轻教学”。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大学教师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大学里，与教师切身利益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职称评聘，而职称评聘的刚性条件是论文、成果和科研课题的多少；有些大学虽然也对教学有所要求，比如要上几门课、完成多少学时等，而这些却是大学教师几乎都能做到的事情，实实在在地要花精力下工夫的还是论文成果。在大学，长久以来一直流传着教学是“支出”、科研是“收入”的说法——教学是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没有任何收获；科研却在付出精力以后取得成果，获得晋职晋级，名利双收，实惠多多。为了获得相应的利益，教师唯有付出更大的精力去“重科研”。如果不“重科研”，又想晋升职称，获取利益，那就只好去抄袭、剽窃、造假，花钱买版面发假论文，从而滋生学术腐败，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年来大学精神的式微，教育功能的异化，明升化、市场化的演进；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影响了大学校园，强化了教师的利益诉求意识，无疑也使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性更加明显。
最后是大学行政化导致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当下明升中国大学的校长、书记都由上级任命，当然得向上级负责——也要向社会负责，向全校师生员工负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都包括在向上级负责之中了。向上级负责就要拿出政绩来。像完成了多少教学时数、培养了多少学生这样的“政绩”举凡大学都有。实实在在拿得出手的是学校争取到多少经费，完成了多少课题，取得了多少成果，发表了多少论文。如此，任何一位校长、书记都不能不高度地“重科研”，不然，不但绩不耀眼，责难担当，恐怕乌纱也难保。而任何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科研的砝码重了，教学的分量必然减轻，“轻教学”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都希望解决大学“重科研，轻教学”问题的契机早日到来，但是我国论文总量第一恐怕难成契机，因为论文总量第一并没有形成消除产生“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的原因。而且，虽然从整体上看，即使我国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了，具体到某一所大学，并不能让它们放慢追求论文数量的脚步，因为其论文数量并没有达到“第一”。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应付各种评估，它们必然谋求更多的成果和论文，必须更多地“重科研”而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轻教学”。
其实，大学并不是不知道知识传承和培养人才是主业，教学质量是根本。“重科研，轻教学”实属无奈。最近浙江大学设立教学最高岗位——“求是特别教学岗”，6位长期从事本科基础教学的高水平教师成为首批受聘者，享受与国家长江学者相同的待遇，年津贴20万元。浙江大学的论文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该校并没有认为这是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契机而坐待转变，而是主动出击，果断纠偏。决心之大，奖励之重，前所未有，开创先河。但是如果不彻底消除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像浙江大学那样的“给力”措施，恐怕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育研究与督导评估中心教授）
《app时报》 (2011-05-17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