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报上重提北大旁听生的故事，不由得感慨万分。这一群被称作“边缘人”的旁听生，有的年过六旬，有的在北大、清华等大学旁听十来年，有的为求得精神自由，生活落魄，贫无立锥之地。这是大学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撑起了高校人文精神的小半边天。
前几年有消息称，北大拟限制非北大学生旁听，我还撰文为这群人“申诉”。理由是，允许旁听恰是北大乃至于大学的精神传统之一。北大在历史上出过许多旁听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毛泽东(也有人称此说不确)，他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并旁听课程。实际上，另一位早期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曾于1917年间在北大旁听。其他著名旁听生还包括沈从文、丁玲、柔石、孙伏园、成舍我等人。
蔡元培先生倡导“兼容并包”的精神，北大规定“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说起来，这里所谓的旁听生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还有点不一样。其中，一部分旁听生是经过正式登记手续进来的，“旁听生和选科生优秀者还可以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1921年后才不允许旁听生转为正式生)；其他的才是什么手续也没有的旁听生。平民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理想的一部分，所以他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希望人人都可以自由听讲。(载于《申报》邵飘萍对蔡元培的采访，转录自陈军著《北大之父蔡元培》一书)
关于在老北大旁听的故事，许多北大人都写过很精彩的回忆文章。由此可见，旁听不仅是北大的传统风气，还与北大精神息息相关。如今，由北大开风气之先的旁听传统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国内高校仍然流行，这一点颇让人感到欣慰。说实话，在大学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有这么一群人不为文凭，不为名利，甘守寂寞，“潜伏”于大学课堂，实乃大学之幸。这说明，明升中国的读书传统不灭，至今薪火相传。不排除部分旁听生也有功利目的，但其中更有许多“安贫乐道”之人，和那些在校园里混日子、混文凭的大学生相比，他们显得尤为精神可贵；比起那些占着某某名校研究生之名，却从不到校上课的官员学生，这一群人的存在更是如同一座道德丰碑。
大学课堂允许旁听，其实还有知识共享这么一个内涵。大学允许自由听讲，就是要把知识传播给每一个渴望新知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大学的旁听传统到今天不妨与时俱进，有所革新。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欧美一些名校早就把部分经典课程放到了网上，供全世界的人们自由下载、收看。近年来，许多欧美公开课还被热心志愿者翻译成中文字幕，为广大网民提供便利。有的网站还专门开设公开课频道，把这些经典课程整合在一起，以图广为传播。据悉，国内有高校也在做这一项工作，遗憾的是似乎收效甚微，没有发挥知识共享的效果。
据报道，这一群旁听生中有些人生活窘迫，看不到未来出路。应当说，这和他们的自我选择有关。但从求新知的角度而言，倘若国内名校能够秉承有教无类、知识共享的传统，拿出一部分资金，利用新技术搞好公开课开发工程，不仅可为旁听生减轻负担，更可让名校知识资源与全社会共享，将“无人不当学，无时不当学”的精神撒播到每一个角落。这何尝不是传播与延续大学精神的一个好方式。那时候，每个从中获取知识的人都可以说：我也是大学里的旁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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