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新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人大会议上坦承：明升中国铁路企业负债约为1.8万亿元，资产负债率在56%左右，处于可控范围内。（新华网，3月5日）随着还款期限的临近，铁道部为此每年将负担1000亿元左右的利息，进一步削弱了铁道部的盈利能力。

 

如果国家不买单，铁道部的未来还真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抛开企业运营这个问题不谈，仅从政策制定角度来说，在明升中国当下的国力条件下，如此大规模建设高铁这样重大的科技决策是怎样出台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没有人预见到这种可能出现的后果吗？按照常理，能够参与如此重大决策的人士都应该是非常聪明的精英，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疏忽呢？其实，这个问题再次暴露出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群体迷思困境，它导致大批低质量科技政策纷纷出台，而这些政策自出台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它的低效与失灵的命运。

 

所谓的群体迷思现象，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意指在一个高度一致的团体内，成员为了维护团体的凝聚力，为了追求团体和谐与共识，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最初的决策目的，因而不能切实地进行周详评估的思考模式。换言之，在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团体内，成员们为了团体的团结，或者迫于群体压力，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批判性思考的情形。在群体迷思困境下出台的政策很难保证高质量，大多是比较粗糙甚至是错误的。鉴于群体迷思现象如此常见和其在决策中所具有的重大影响，还需要对这个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

 

群体迷思（groupthink）概念是美国学者威廉·怀特（1917～1999）在1952年创造的一个词。后来美国心理学家贾尼斯（1918～1990）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拓展。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概念有力地揭示了群体行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侧面。利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很好地分析上述事例中关于政策制定细节中的一些隐秘的群体行为。

 

现在的研究显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群体易于发生群体迷思现象，由于在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内，大家都具有相似的背景知识、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缺少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必要压力与多元化的视角，群体很容易出现从众心理。

 

按照社会心理学家克拉克·麦考雷的总结，形成群体迷思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群体内具有强制性的领导；其次，群体成员的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高度同质化；第三，群体和外面的信息源与分析是被隔离的。客观地说，这些只是形成群体迷思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便在这种环境下，仍可能有人会持有不同的意见，问题是人们为何不表达出来。这才是群体迷思现象之所以形成的关键因素。那些具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异见时是面临诸多心理成本的，从个体内心来说，怕自己一旦说错了，被别人看成是水平有限，甚至会留下笑柄；从群体角度来说，一旦发表与众人不同的意见，即便不受到迫害，也可能导致被群体疏远甚至被孤立，承担破坏群体团结的心理压力。

 

从长远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说，群体内的成员倾向于选择从众行为，这样，即使后来的政策出现了失误，无形中利用了群体的责任扩散效应，以及损失最小化的成本分摊原则，自己承担的责任也会很小。这些因素导致人的活动总是处于“文化的傀儡”与“心理的傀儡”的双重挤压之下，前者是文化的桎梏，毕竟离经叛道者总是要承担多于常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惩罚；后者则是内心对于规则的恐惧性遵守。如果在一个民主机制缺乏的环境里表达不同意见，更要冒着直接承担来自权力的惩罚成本，所有这些因素联合作用，更加剧了政策制定中的群体迷思现象。由此可知，政策制定中出现认知偏差是多么常见的事情，那些看起来神圣的事情，也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正如皇帝新装故事里的众人，之所以不说出心中的疑虑，是因为那些看起来比他们聪明的国王与大臣都承认新装的神奇，这难道还会错吗？自己一旦说出怀疑，恐怕真要被别人当成傻子了，从而将真地遭遇被孤立的命运。而那个小孩子之所以能够说出真相，是因为他缺乏这种被孤立的经验与恐惧感，因而不用担心说错话的后果，恰恰是这种无恐惧的自由表达，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近了真理。

 

如何避免群体迷思现象带来的政策质量日益粗糙化的趋势呢？一般来说，破解群体迷思现象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确立健全的民主机制，保证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不会因为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其次，营造群体内正常的文化多样性共存的思维环境，以此打破思维同质化带来的认知僵化现象。第三，培育成熟的公共领域，通过外界信息的引入与交流以及批判声音的存在，打破群体迷思的思维惯性，形成思维的竞争与互补，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

 

由于我国民主机制发展的严重滞后，导致我们在制定各类科技政策时更容易出现群体迷思现象，这主要是由于领导对于权威感与效率的迷恋，在政策制定群体的选择上有意选择同质性、顺从型的制定者，以此来减少可能出现的异议所带来的效率损耗，没有制约的权力从多方面加剧了群体迷思现象的发生，这也是当下政策制定中对政策质量产生最大干扰作用之源。这就出现了领导悖论：没有领导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有了领导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一旦领导定调，很少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导致政策质量越来越粗糙化。再者，参与决策的人群都是按照同质化的标准选择的，这些成员几乎天生具有相同的心理偏好，这样一来导致政策制定中本应具有的作为纠偏机制的不同声音越发稀少，从而加剧了群体迷思境况，各种利益集团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就是这种情况。第三，由于信息的不透明、管制以及无视，把来自群体外面的批评声音过滤掉了，从而把破解群体迷思现象的外在力量彻底消解掉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11-3-24 A3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