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专家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大作用，专家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有效约束，否则就会出现很难处理的“知识暴利”。

 

■提醒那些忙于交易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尊重权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伟大，更多地是为了维护那条历史久远并有些脆弱的“承诺—信任”之链，因为这条链事关每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因此，为了所有人的未来，请爱惜自己的学术声誉，不要在活着的时候见证自己声誉的破产。

 

随着社会生活复杂性的快速增加，人们遭遇的困惑与疑虑也在日益上升，这种现实催生了媒体上各类专家的纷纷涌现。应该说大多数专家还是很敬业的，对于民众的知识普及以及解疑释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所谓专家，利用制度设计的漏洞，玩起了乾坤大挪移，各类符号资本越出app场域与各种社会资本进行着利益的私下兑换，以此换得个人收益的最大化，维系社会有序运行的“承诺—信任”机制开始出现认同危机，从而引发了公众对于专家可信度的担忧。如果不及早应对这种现象，将直接危及科研诚信系统的基础。遗憾的是，这种状况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很严肃的社会问题。为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学术权威发生作用的机制分析，解构权威现象。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当代社会界定为一个脱域的社会，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可以不在场的社会。脱域社会运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依靠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行。抛开各类象征标志不谈，在当代社会，专家的作用越发凸现出来，专家系统的运行机制也愈发复杂，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客观地说，今天我们一刻也离不开各类专家系统给生活提供的各类保证。就如同我们不必认识房屋设计师是谁，只要他拥有这个资格，我们就应该相信他造的房子是安全的。既然专家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大作用，专家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有效约束，否则就会出现很难处理的“知识暴利”。一方面，专家也是社会场域中的理性人，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同样拥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权力与诉求，那么如何约束专家行为不出现失范现象，就成为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约束，一旦专家系统出现大范围失范现象，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威（专家）与公众之间的“承诺—信任”机制就将面临崩溃，每个人都将丧失必要的安全感，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将快速上升，从而导致社会福祉的减少。社会心理学已经充分证明，信任机制的形成是非常缓慢的，换言之，信任机制也是非常脆弱的。人们本能上相互之间是处于怀疑状态的，之所以选择彼此信任，是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同时提高与增加双方的生存能力与机会，这类似于一种契约。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种毁约的潜在危害，可以用权威在社会中的运行模式来作为分析的基点，毕竟权威是专家系统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对权威的分析更能揭示问题背后的运行机制。

 

所谓的权威，按照字面解释就是指有权力、有威望的少数人，因此，权威的结构里至少暗含了两种资本的结合：政治资本与学术资本，前者暗指了由权力带来的利益与责任的勾连，后者指涉了威望来源的基础，通过漫长的学术资本积累积攒了个人的威望与声誉，它以符号资本的形式存在。现在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权威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以此可以寻找出未来重塑“承诺—信任”机制的道路。

 

在传统社会中，权威通过当面承诺保证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机制的正常运行；而在脱域的社会中，权威通过采用非当面承诺的形式来捍卫信任机制，此时包括专家在内所有的人相互之间可以是陌生人。对权威承诺的信任与我们的安全有关，随着生活复杂性的逐渐增加，权威通过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一种承诺，它事关每个人的本体性安全。换言之，权威通过出具承诺，为整个社会提供信任机制的供给，以满足公众对消除不确定性与焦虑的需求。在这个模式下，权威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权威结构里暗含权力指向，权力的最大特点就是再生产性，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抑制这种趋势，权力的运用就会泛滥，成为一种灾害。由于明升中国社会政治架构的先天缺陷，即权力与责任的严重不对等，导致一旦拥有权力，就容易出现由权力带来的利益快速膨胀，而相应的责任总是晦暗不明，形成权力主导下的收益快速递增现象。学术界权威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学科布局的划分、重要问题的认定，以及参与资源分配、评审、验收等过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责任约束，这些环节上的权力都有可能出现失范现象，明升中国学术界的乱象大多与此有关。其次，学术权威，通过其所拥有的学术声望与专业知识，利用对app解释权的垄断性交易，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这种解释权交易之所以能够发生，与学术资本积累的缓慢性以及制度不严密有直接关系，当下学界声誉的每况愈下，就是个别人利用其权威身份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对事件的解释根据自己的利益变化进行调整的结果。

 

我们所痛恨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权威，利用其声望所暗中进行的解释权交易。其实，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这种有选择的解释，对于社会是一种误导，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增加了信息的鉴别成本；其二，权威所拥有的声誉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构成包含了科技共同体成员长期恪守学术规范所积攒下的共有的学术信誉资本。如果个别人随意利用权威的地位，进行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解释，就相当于无形中侵占了共同体成员共有的学术声誉，一旦科技界长期形成的良好声誉被毁坏（类似于公地悲剧），大家的利益都将受损，由此带来的声誉损失都由共同体成员承担，而利益则被权威独占，从经济学上讲这就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现在社会上对于专家、教授的讽刺性称谓，大多与此有关，由此不难发现，明升中国学术界的信任机制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

 

时下，有多少权威每天飞来飞去，走马灯似的参与利益集团的代言、各种项目的评审、验收以及政策制定等活动，很难想象，他们对于所评审的项目真正了解多少，他们又有多少时间真正用于了科研？由此而来的评审结果又有多少价值？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每天都在上演，但人们为何还要唯权威的马首是瞻呢？原因在于这些权威拥有科技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科技资源分配的决定权，而这其中不乏众多早已告别了科技前沿的所谓权威，面对这些无法明确界定责任的权力，哪个人敢得罪呢？

 

恍然想到1913年的一次会议上，人们向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勋爵询问对于玻尔理论的看法时，他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60岁后，我不对app研究前沿轻易发表意见。抛开这句话所具有的圆滑意味，也反映了作为真正权威的瑞利勋爵对于自己学术声誉的尊重与捍卫。对此，国内的个别权威是否也应该向瑞利勋爵学习一些珍惜自己羽毛的基本学术修养呢？由一己之私所引发的学术资本的快速贬值，是对所有共同体成员的伤害。

 

权威，是靠多年积攒下的学术资本的利息过活的人，这也是社会对于那些捍卫规则的权威多年如一日的诚信工作的一种回报。因此，信任机制的建立，除了制度层面的努力外，更要加强对于那些恶意透支“承诺—信任”机制的所谓权威从学术资本上进行惩罚，一旦违规事件被发现，其积攒多年的学术资本都将沦为沉没成本，不但不能带来个人利益的增加，反而是利益的极大损失。因此，提醒那些忙于交易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尊重权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伟大，更多地是为了维护那条历史久远并有些脆弱的“承诺—信任”之链，因为这条链事关每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因此，为了所有人的未来，请爱惜自己的学术声誉，不要在活着的时候见证自己声誉的破产。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11-1-21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