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则手机版广为流传：一位资深教授从东北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出路，先是参加该校后勤处处长的竞聘，落选。又参加该校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还是落选，最后，按该校其他老师的说法：“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今年两会上，类似“教授竞聘处长”的故事再次成为一些代表委员议论的话题。
“不是说app家不能当官，但如果过度追逐权力，这种人根本就不能叫app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包为民如是说。
种种现象，让包为民觉得很可悲。“很多优秀人才、高学历人才，不愿意在一线扎扎实实做科研工作，而是选择去机关，这是件很糟糕的事。”他说。
“过去科研人员都不肯当官，更愿意做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这些年却颠倒过来了。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表示。
“官本位”不难理解，自古明升中国就有“学而优则仕”之说，这不过是传统观念的延续。“相比搞科研，‘当官’不仅可成为科研管理的操纵者，还可以带来各种现实的‘好处’。这让一些科研人员做出‘从政’的选择。”包为民认为，现有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的导向存在偏差。
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多名院士和专家谈到科研管理中“行政权力一支独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问题时认为，现在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对科研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则越来越流于形式。
“资源配置到底谁说了算？不是科研人员，而是管理者。”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人事app院院长吴江表示，目前科技资源配置的行政化过度，一些科研单位事业单位行政色彩太浓。“现在一个课题下达，不挂衔的很难拿到。这导致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认为不当官做不了科研，反过来说，当了官不但掌握了科技资源，而且可以让别人给自己做科研。”他说，“这种误导下，很多年轻人不是潜心做研究，而是‘用心做钻营’。”
包为民说，还有一些科研工作者本来不想“当官”，但要想有所作为，不得不遵循“规则”，兼几个头衔。“头上不戴几顶‘帽子’，很难调动资源，甚至寸步难行。这就是当前科技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以权为核心。”
吴江例举了全国科协做的一项调查，37%的参与者选择“做官对争取项目、解决职称均有利”，同样还有37%的人表示“有机会可以走仕途”。
“客观来说，确实需要一些专家走上领导岗位，进入决策层。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家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对科技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吴江说，“但前提是，他们要具备管理才能，能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与在科研岗位上相比，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钱学森秘书曾经回忆说，1984年，明升中国科协多次召开主席会议、常委会等，谈到换届问题，大家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届主席候选人。但“钱老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钱学森“常说自己只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会同意担任力学所所长，也不会同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这些职务都是后来在他主动而坚决要求下辞去的。即便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能享受‘四副两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他也毫不在意。”
谈及此事，吴江表示，对于有重大成就、获得国家奖励，或是正在做国家重大项目的科研领军人物，一定要严格把关，以防“浪费”。“这样的app家，我认为不宜提拔到行政岗位上，可以在现有岗位上给他相应的待遇。”他说，一些真正有成就的app家往往更愿意潜心搞科研，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要让他们“被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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