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
近几年，我国科技投入成倍增加，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我留学回国后在科研一线工作20多年，切身体会到，“他律”可能比“自律”更重要。
邓小平同志曾经总结，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坏的制度却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发展科技也是一样的道理，制度设计是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科技资源的分配管理和科技评价体系，没有作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
现在科技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大科研方向如何确定、谁来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科技经费如何分配、做得好不好如何判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建立科技管理制度的前提，是假设作决策的人在认识上有局限性甚至有私心，只有通过公正的制度使企图在设置课题、分配经费时照顾本单位或个人捞好处的行为难以得逞。过去我国很少召开制度设计的研讨会，今后应多讨论，集思广益，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决策程序。
在科研目标和项目的选择上，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制度。重大科技计划的启动，一般先由资深专家作战略研究，再由较年轻的执行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处长、司长制定具体规划。
如能做到这三者结合，共同制定规划，选择做大事的团队，可能是较好的制度。专家的任期不能太长（国外一般不超过3年），而且要有严格的回避制度。高新技术领域课题立项评审，要多听取下游“用户”单位的意见，甚至可以是由潜在用户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团，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也应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
在科研经费的控制与管理方面，一些制度既不符合国情又不符合国际惯例。863课题、973课题、各部委的开发性项目与自然app基金的基础研究课题要求大不一样，但目前一律采用与自然app基金管理方式相同的课题负责制，使得作为法人单位的研究所几乎无法调控，很不利于集中力量做大事。
中科院经过10多年的知识创新工程改革，绝大多数研究所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吃皇粮的事业单位，都有了较强的选择科研目标和资源的调控能力。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家预算拨款理应占到研究所总科研经费的60%以上，但现在有些研究所还不到20%，这一比例还不够用于所内人员开支。其实，科研工作是高智力活动，人员开支应该是科研的主要开销，国外的科研开支中50％—80%属于“间接费用”，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公共支撑。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改变观念，制定以人为本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科技评价起到指挥棒的作用，目前的评价体系引导科研人员关注论文专利数量、获奖和排名等科研的“副产物”，而不是科研的真正影响。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评价“参数”，以便下一轮可以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对个人主持项目和第一作者文章数量等指标的考核，使科研人员更热衷于“各自为战”，而不愿意参与大项目的合作。院士、杰出青年、优秀博士论文数量与对单位的评价挂钩，使得这些评选活动变味。今后要以科研产出的实际影响作为评价标准，基础研究要看有没有原始性的重大发现，技术和工程类研究要看对明升和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
（人民日报记者 赵永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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