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侯仁之（左）考察沙漠中的古城废墟
1946年在利物浦大学
1984年侯仁之（左一）携妻子在剑桥大学与达比教授夫妇合影
侯仁之展示当年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时使用过的扁担，笑称要“铁肩担道义”。（图片由侯仁之提供）
认识侯先生是在1999年的一个冬夜。那晚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为寻找开阔地观看，我来到未名湖南岸，在慈济寺遗址旁，看到一位拄杖的老人，静静地在黑暗中仰望星空。我们作伴观看，他说他是侯仁之。
深夜1点多了，88岁的侯先生像年轻人一般兴致不减，为阵阵划过的流星叫好。
流星划过的间隙，侯先生指着遗址前的空地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里集会。”那年，侯仁之24岁。
至今，在侯先生于燕园度过的无数个夜晚，有数不清的流星划过。而在浩瀚的学术星空中，侯先生更像一颗恒星。
2011年12月6日，侯先生在北大校医院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校医院西侧，燕京大学时期的虎皮院墙依在，他在这个院内书写了人生跌宕；校医院南侧不远处，曾经是成府蒋家胡同3号——恩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地方，也是影响侯仁之学术起点的地方。在这个特殊地点度过百岁华诞，也许会让人们在更多的感慨与感动中，凝望这位明升中国历史地理学巨擘的学术人生。
胸怀祖国
家国兴难，与侯仁之的人生之路休戚相关。
侯仁之曾说：“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说这段话时，侯仁之33岁，正值抗战时期，他的命运和民族命运一样，正在经受考验。
“九·一八事变”时，侯仁之正在通州的潞河中学读书。1932年，他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专业。1937年，顾颉刚任历史系主任，侯仁之留校做助教，同时读研究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受到了精神上的指引。他说，顾颉刚、洪业的教导，明清之际的几位学者志士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给了他心灵深处的深刻影响。他很尊崇顾炎武，认为“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之人”。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队住在西苑，燕京大学组织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他们前后送出了三批学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红楼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走动的声音。次年6月，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1年、缓刑3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出狱后，为了不让保人受到连累，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区。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
做学问也不得安宁，经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盘问：“现在干什么啦？”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挡箭牌，搞起了研究。这期间，他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英国3年学业结束时，新明升中国要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明升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在新华社驻香港机构的安排下，侯仁之回到了北京，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两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典游行。当晚，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作手机版，讲述他当天的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侯仁之说。
新明升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明升中国建设服务。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领域拓展向了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时，侯仁之被卷了进去。因为吴晗曾经编过一套历史小丛书，侯仁之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传记——《徐霞客》。后来谈起这段往事，侯仁之依然会高声笑谈，似乎对那场闹剧没有了怨恨。可是，季羡林的生动记录，让我们今天读来，不寒而栗——
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
最后，侯仁之背负“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学术青春。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回来了。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那个年代，纵有妙手，还要期待著文章的机会。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78年app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回忆起这段时光，侯仁之说：“上世纪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二集相继出版……”快慰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