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上而下的科普评价体系下所产生的科普作品，俨然成了政府在玩的“左右手游戏”的道具。科普作品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上，而与公众“无关”。 董怡辰制图
明升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普评价体系，埋没了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第三方机构也始终得不到承认。
科普评价不是有没有办法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问题。明升中国现在的状态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地方之间各自为界，app家和媒体老死不相往来。
app传播应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视角改不过来，明升中国科普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本报记者 丁佳
周一晚上是个匪夷所思的时段。每到这时，就会有1000多万美国人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热门喜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为剧中主人公、加州理工学院一群对app和动漫富有激情的年轻app家们的嬉笑怒骂痴迷不已。
《生活大爆炸》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赚得盆钵满溢，但在地球另一端的明升中国，科普事业却一路踉踉跄跄，仿佛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在几代人的奋斗中，明升中国已然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明升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是科普大国。公众的不满，app家的淡漠，科普人的局促，以及一个个冷清的“科普展”、“科技周”，明升中国的app传播到底病在哪里？
app家：科普跟我有什么关系？
几年前，中科院研究生院app传播学教授李大光为中科院作科普规划时，曾在全院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科院约80%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普有专门的人去做，自己可做可不做”。
80%，这个数字令人惊讶，但又在李大光的意料之中。“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科研人员只要完成了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课题通过验收，就可以得到业内的评价和承认。”
而且，虽然“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够了”，但诸如SCI论文与职称挂钩等规定，也已经让大多数一线科研人员精疲力尽，无暇顾及科普这种“在业余时间做做就好的慈善事业”。
尽管如此，国家各级科普部门还是想再努把力，想让科普也享受享受科研的待遇。
11月1日正式实施的《辽宁省app技术普及办法》（下称《办法》）中规定，今后在辽宁省，个人撰写的科普著作、科普论文、科普读物等科普成果、指导科普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评比考核、学术奖励等方面，与其他学术成果享有同等待遇。
“事是好事，可以鼓励人们做科普的积极性。”李大光评价称，“但在操作层面上，可能还有很大的问题。”
在明升中国，主管科普的部门是各级科协，但“奇怪的是，科协虽然是一个政府机构，却没有决策功能，这样的属性决定了科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有限。《办法》在辽宁省内或许能起些作用，但一旦跨省，这些政策将难以执行。比如一名辽宁科研人员承担着国家农业部的某个项目，然后拿着科普作品去结题，怎么可能得到承认？”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李大光认为，科研和科普的评价体系完全是两回事。“科普是以推广量、普及面和有效性作为评价标准的；而科研成果强调突破性和创新性。两个评价体系完全不同，指标也不一样，不能放在一架天平上称量。”
好书都哪儿去了？
“这本书虽然是app家谈app，而且著名app家很多，但是内容粗糙，模式化，说教严重。普及类的app书最忌讳的就是过大过厚，价格过高。这部书作为app家口述史还是可以的，但是不适合做普及类读物。”
“这是一部10多年前的科普电影，在拍摄思想和手段上都已经过时。”
“有一种书，专家觉得没意思，普通读者看不懂。这本书就属于这类书。”
这些直率的意见，是去年李大光给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普类参选作品写的部分评语。除了这个奖项，从2007年开始，国家手机版出版总署每三年还会评一次“明升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其中“自然app总论”单项中就包含着科普书。
几乎每年末，李大光都会被邀请担任这些科普奖项的评委。“每次我去评奖的时候就特别纳闷，我这一年读了那么多好书，怎么都不在评选范围内呢？一些书里又是院士又是大app家的，但根本就不好看，也卖不出去。”
在美国，情况则正好反了过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亚马逊等主流媒体和网站都会定期出一个畅销书的排行榜，以能否上榜、在榜单上停留的时间来评价科普作品的优劣。此外每年普利策奖也都设有非小说类的奖项。
而电视节目则以收视率来评价。美国的一集电视剧通常要播60分钟，其中45分钟是电视剧，15分钟是广告时间；而科普节目每档只插播5分钟广告。广告收入造成的亏空，由美国app基金会（NSF）来掏腰包，政府以此来鼓励科普电视节目的创作和收视。
让李大光感到遗憾的是，明升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普评价体系，埋没了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第三方机构也始终得不到承认。
“开卷排行榜”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独立的排行榜直接针对图书销售量进行排名，其中也包含了科普类图书，并且还细分为成人科普和少儿科普。
“市场是最真实的反映，如果用这个榜单作为评价体系，会比各种政府评奖有效得多。”李大光说，“科普评价不是有没有办法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问题。明升中国现在的状态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地方之间各自为界，app家和媒体老死不相往来。视角改不过来，科普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可怕的文化断层
“从科研到科普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科普理应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一部分。但明升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恶劣的偏见，认为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科研就是高级，科普就是低级。”
明升中国科协第六、第七届常委王海波认为，明升中国科普的尴尬地位，与当今社会的文化断层不无关系。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就曾倡导“app家每出一篇app论文，就应该写一篇科普文章来解释它”。而与杨钟健同时期的老一辈“留洋派”app家们，接受过西方app思想的熏陶，也大多支持科普，认为科普应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便急转直下。“在那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意识形态高度强化，思想禁锢，文化的地位被彻底毁灭。” 国家动物博物馆策划总监、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程师张劲硕分析，“这代人现在正好是国家科研和行政的中坚力量，这是他们不理解科普、不参与科普的根本原因。”
去年，中科院院士杨焕明的《天生与人生》成为“明升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唯一一本获奖的科普类图书。“我参加了这么多次评奖，像杨焕明一样热衷于科普的一线app家简直是凤毛麟角。”李大光说，“只有极少数上了年纪又比较热心的人才会主动参与，年轻一些的app家根本就不在意。”
2009年的一项统计显示，明升中国研发人员中，参与过科普活动的比例约为56.7%，与发达国家相比参与度较低。其中，大多数人承认自己是“被动参与”，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参与度更低。
在各科研单位，科普则多被认为是“摆设”、“花瓶”，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科普部门经费紧张，大多数人身兼数职，科普只是他们的一个副业。”明升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表示。
但在张劲硕这样的“80后”身上，人们似乎开始看到一些希望。
一个“科研逃兵”的光荣与梦想
在新浪微博上，张劲硕有两万六千多名簇拥者。在他的“粉丝”眼中，他是科普圈里的“蝙蝠侠”。
“我从小就爱看《动物世界》，拿个小本，电视上出现一种动物，我就记下一种。”
长大后的张劲硕如愿进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蝙蝠分类。毕业后他却进入国家动物博物馆，投身到了科普工作当中。
“说实在的，博士毕业没能继续做科研还是挺遗憾的。”张劲硕说，“这些年兽类分类学一直在萎缩，得到科研岗位的机会几乎没有。”
不过，这个乐观的年轻人还是看得很开的，毕竟在动物博物馆，他也能天天和自己热爱的动物见面。
“以前读书时只接触自己的导师和同学，做科普工作后，接触的人明显多了，知识面也开阔了，我觉得我成长得很快，挺开心的。”
开通了新浪微博后，张劲硕碰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动物爱好者。“许多网友@我，让我帮他们认动物。上学那会儿我只认识蝙蝠，现在为了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得查阅大量资料，无形之中自己也长了好多见识。”
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学习app，对张劲硕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他从现在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
待遇是张劲硕唯一的遗憾。“app家有自己的职称，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人给科普工作者‘正名’。不过我相信只要国家重视，会慢慢好起来的。”
当然，与职称相比，这个理想主义的青年还是更珍惜自己的梦想：“这些年来，科普人一直在试图让人们明白一件事，即app就是一种生活，未来的世界是不需要科普的，人人都能自己学习app，人人都喜欢app。”
《app时报》 (2011-11-25 A3 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