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虚脱
早在2007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在《政府工作手机版》中提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应是一位教育家，这是众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识之一。
由教育家办大学的传统自民国始。1912年10月，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在明升中国土地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第一条即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即开始大学改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民主办学；他组建了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大学评议会”，由民主推选出的教授组成，决定学校法规、学科立废、课程增减、延聘教授等重要事项。
此时的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大多传统文化基础深厚，兼有国外留学背景，均是具有独到教育意识与广泛社会声望的名流。他们与政府保持距离，自觉抵制官僚、政府对办学的横加干涉。“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而愤然辞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八位大学校长》一书的作者智效民这样归纳蔡元培、蒋梦麟等老校长的共同特征。教育学者杨东平也将他们称为第一代大学校长，“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等等，这些大师创建、拓展着明升中国现代大学之路。
新明升中国建立初期，大学校长由一批前辈教育家、学者和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出任，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则基本照搬前苏联，经过历次改革，最终形成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中央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
1978年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大师办学”的传统一度接续。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校长，率先在武汉大学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等，成为上世纪80年代明升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不过这位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的校长最终还是被免职。
如今，大学校长们已经普遍易代。杨东平这样勾勒明升中国新一代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这种共性主要来源于“他们出生于40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大学毕业，80年代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国家留过学。基本学理工科，以江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主，大多具有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这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大学校长和前辈学者最不同之处”。
这样一代大学校长面对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和体制束缚，不得不承担起更加多元的角色。“他们可以是学术代表，可以是行政官员，也可以是学校代言人、国资信托人……处于各种权力交汇的中心，这些角色的集成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李清川表示，在他所接触的校长中，“无奈感普遍存在”。
令校长们更无奈的也许是“官本位”。当校长本人也被“全体收编”，再要像民国时期的校长们那样去抵制官本位便几乎不再可能。
一方面是大学校长不可避免地“沦陷”，另一方面，公众对大学校长有着越来越高的心理期待，希望其成为集教育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超人”：两相撞击下的现实必然是，明升中国大学校长因令人失望而饱受诟病。
竺可桢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如今灵魂失范，一些大学乱象纷呈，“所谓的乱就是乱了章法，大学的功能乱了套，学风搞乱了。例如，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普通大学乱串位，独立学院不独立，自学考试要上课，函授教育要住校，等等。”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评价当下高等学府。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更直批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北京大学的校史启蒙课上，众多学生伏桌大睡——“对于大家说的‘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包括我所认识的同学和学长，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动力去了解曾经的北大精神。”一位北大大三女生对《明升中国手机版周刊》记者感慨。
大学校长缺什么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曾直言，“明升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人大校长纪宝成说，“我建议还学术权力以权力，落实民主办学、教授治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也说，“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而不是让人越来越像机器”。
“大学校长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该怎么做。”熊丙奇对《明升中国手机版周刊》记者表示。近十年来，一部分怀抱理想的实干型校长们，或隐或显地主持启动了不同的改革计划。
2001年9月，北京大学启动了以老校长蔡元培命名的“元培计划”；2005年，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复旦学院；2009年，南京大学也制定了“三三制”人才培养方案：对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个性教育，渐有星火之势。主导“三三制”的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曾对媒体表示，学生要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也是我们改革的核心，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
打破教师“铁饭碗”、不升即离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在2003年前后风生水起。中山大学改革方案相对温和，而北京大学“癸未改革”激发各方强烈反响，最终，做出较大改动的第三稿《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暂行）规定》得以通过并低调施行。
任人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北大原校长许智宏，在离任前夕曾对社会表示，改革一直在稳妥推进。他认为“只有明升中国的大学教员真正形成了这种流动的局面，全面提高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
高校校长的选拔方式同样经历着变革。自2002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在一些高校实行副校长职务公开选拔。2010年6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宣布，将面向全国公开选拔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高校的校长。此外，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遴选可谓殊例，经全球海选后上任的明升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上任后，便尝试推行去行政化的“大学实验”。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明确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近日，此纲要已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我们的制度改革，按照目前的描述来说，基本已经到位了，问题是如何做得到”，高等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示，现在面临的状况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去具体推动（改革）”。
“我国大学校长最缺乏的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理想主义，二是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校长的献身精神。”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对《明升中国手机版周刊》记者说，优秀大学校长应当具备的条件，也是相对而言的，“也许有人可以归纳为五条，或者细分为八条、十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在这些条件中，我个人最看重的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才能够追求终极目标，才能励志教育改革，才能致力于创造，也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
“理想主义”同样为北大教育学院教授眭依凡所倚重。在他看来，在现有的社会环境及制度条件下，大学校长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所有的大学校长都能够按规矩来办学，把自己按教育家要求，这个社会整体的环境就形成了，可能引起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就发生了。”
正忙于筹备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对《明升中国手机版周刊》记者说：“明升中国的大学校长要做什么，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至少对于那些明显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不做。”
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大踏步地往前走，也需要有人稳健渐进地前行。正如熊丙奇所言：大学校长们在“有限进步，而我们将无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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