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编制之痛：双轨用工何时休》的文章，文章提到清华大学近两年面向全球招聘了不少学术带头人，受编制所限，相当一部分未纳入正式编制。清华人事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编外人员收入不低，但在福利待遇方面则很难平等。”他举例，编外人员的子女很难上清华幼儿园、清华附小、清华附中，但编内人员，包括保卫人员、食堂工作人员，则可以直接享受这些福利。
公办大学都面临编制之困
当然了，编制之困并不是清华大学的特有现象，而是所有明升中国公办大学共同面临的问题。那么，编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在同一所大学干同样的工作，会因有无编制的不同而出现“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待遇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清楚大学编制问题的由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公立企事业单位人事编制都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大学要引进教职员工就必须向上级部门申请报批，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以引进需要的人才。在这样的体制下，造成学校缺乏竞争、办学效率低、机构设置不app等诸多问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分配制度受到了严峻挑战，于是乎，一场以提效率、出人才为根本目的，旨在解决用人制度落后、教职工编制不合理、资源配置不app等问题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各高校展开。
在此过程中，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高等学校主管部门要下放管理权力，按照‘总量控制、微观放权、规范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理顺编制管理体系，实行国家制定编制法规和宏观控制、高等学校按照法规资助实施编制管理的办法……教学、科研是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要探索建立符合教学、科研规律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牵涉的利益问题太多，推进改革的阻力很大。最终，高校保留了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烙印的大学“事业编制”，同时也形成了有编制的“正式工”和没有编制的“合同工”同时并用的“双轨用工”体制，这样大学里出现了“在编”与“不在编”并存，“固定工”与“临时工”并存，“事业编制”与“人事代理制”、“劳务合同制”并用的局面。虽然大家在相同的岗位上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学校采用的是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办法，最终出现了收入待遇等方面的明显差异。
法律早就规定报酬待遇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也就是说，在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相同；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与别人同样的劳动工作量；同样的工作量取得了相同的工作业绩的情况下，就应该得到相同的报酬和待遇。但是，事实上，法律的规定在很多大学里不具有操作性，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突出，报酬待遇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根据身份分配。有些大学有编制的员工与没有编制的员工基本工资收入大体相当，但是其他各项待遇差别很大，而有些大学从基本工资、福利待遇、提拔干部、职称评定等都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这样在大学里也避免不了收入两级严重分化的事实，在有的学校有编制人员的收入已经达到没有编制人员收入的一倍多，而有些学校的收入差异之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范围。
那么，在大学里什么样的人有编制？根据我们的观察，首先是进入大学工作比较早的一些“老人”，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工勤技能人员和管理人员，另外就是后来通过人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包括院士、教授、海外人才等，在部分学校新毕业的博士还可能有编制，而相当一部分学校博士、硕士都没有编制。特别是最近几年，在高等教育规模扩招的背景下，为了缓解师资队伍压力，许多高校引进了一大批没有编制的博士、硕士，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他们干的和“在编”人员一样多或者比“在编”的人干的更多，但是没有编制，他们的收入和“在编”的人就有一定的差距。
用市场手段配置教育资源
在这样的体制里，有编制的人员，享受国家和学校规定的事业编制人员的各项工资、福利、住房、保险、公派出国、在职学习、子女上学等诸多待遇，这样就养成了一些人工作懈怠、不思进取、混日子的思想比较严重。更有甚者，有些员工虽然名义上占有学校的编制，但却并不为学校工作，一边享受着学校优厚的编制，一边在校外办公司赚钱。而没有编制的年轻教职工，无法享受同等的待遇，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们生活拮据，难以心平气和地教学，也无法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地从事科研，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们兴致勃勃干工作的热情，也影响到了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
另外，由于人事编制制度既缺乏合理的“择优”机制，又缺乏有效的“劣汰”机制，致使人员只进不出、职务只上不下，能力、水平和业绩不是人员遴选与考核的主要依据，而资历大小、行政职务高低、人际关系等因素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据，这样一些差的员工无法淘汰，一些优秀的人才无法引进，造成冗员越来越多、工作职能越分越细、运转效率越来越低、干部服务意识越来越差、行政化程度越来越深、学术气息越来越少，时间一长，在学校里就出现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文化氛围，最后有编制的人不想努力，没有编制的人也不愿努力，从而造成整个大学停止不前，办学水平不见提高的局面。可以说，当下的大学人事编制制度的存在干扰了正常的教育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反作用，严重阻碍了明升中国大学的发展。
诚然，人事编制制度是制约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瓶颈”问题，只有撤销大学人事编制，打破终身制用人体制和按照身份分配的制度，在公立大学全面实施全员合同聘任制，用市场手段配置教育资源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有进有退、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办法，让能者有施展才华的舞台，让勤者有努力前进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职员工的能动性，实现高校发展的新突破。
眼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获得通过，教育部也开始组织实施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借此机会，我们期待着公立大学取消病入膏肓的编制制度，卸掉沉重的人员编制包袱，让大学轻装上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办好大学的美好愿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app时报》 (2010-6-22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