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公布了11位教授的来信，这些教授建言北大率先开始本科教学改革，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一封信似乎又激起千层浪。
所谓“唯高考分数论”，就是笔者曾撰文提出的“状元招生观”。这种观念与我们现行僵死的高考录取体制相结合，认为生源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高考分数，分数最高的状元就是最优秀的生源。这种表面上符合常识的简单逻辑一方面维持了录取体制表面的公平与效率，但“唯”的单一性同时导致明升中国教育体系在行动上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在人才培养成果方面创新人才相对匮乏，中华民族尚未对整个人类的进步作出比四大发明更新更大的贡献，使得我们每一个人深陷于这种观念和体制造成的痛苦中。比如，为了取得更高分数，我们在周末和假日催促孩子去上补习班，牺牲了孩子的睡眠、休息、体育锻炼以及亲子相处的时间，这种代价难以用金钱衡量；与此同时，我们用工资支持起“学而思”等美国上市的课外培训公司，向美国的投资者支付红利……
北大、清华两校在2010年推出的“校长实名推荐制”和“五校联考”，如果其背后的真正意图仍然是追求状元，我们不能将其视为真正的进步。“11位教授建言”中提出的“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其内在逻辑却会从根本上破除状元招生观，为我们的教育体系带来真正的进步。
“11位教授建言”如果在一个考后出分报志愿的省份试行，其大致程序可能会是这样。考分公布后，北大迅速划定一个分数线，在这个分数线上的考生如果愿意选择北大深造，将参加北大面试，面试可以采取“集体无领导式面试”或者“分站式门诊面试”的方式考察学生的素质（素质绝不是吹拉弹唱），综合评判后北大决定是否录取这名考生。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在当地的招生组职能发生转变，不再追求状元和更高的分数线，而改为考前宣传北大、考后协助考生了解报考专业、协助组织面试等服务性职能。状元自由地选择是否参加北大面试，结果可能被录取，也可能因没有人生抱负等原因而被拒绝。最终北大录取的学生都经过面试，专业也安排得较为妥当。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可能低于从前，也可能低于一些高校，但分数线的概念因为有一些高分考生被拒绝而发生了内涵变化；状元面对北大无法待价而沽，因为北大对状元态度的变化，清华也不必为状元们提供更多奖学金。
以上招生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北大不再追求状元和更高的录取线，而寻求适当的录取线和适合北大的学生。受此影响，北大其他省市招生组也将不追求状元。由于北大不追求状元，自然不会公布状元数；一个巴掌拍不响，清华自然也不会公布状元数。改革在内在逻辑上去除了追求状元的理由，状元招生观因而有可能被从根本上破除。
这是“11位教授建言”可能带来的第一个真正进步。
对于计划报考北大的考生而言，成为状元不再是值得骄傲的事，反而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为成为状元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个人的抱负、坚韧、好奇心等品质会难以得到发展，报考北大反而会有困难。随着这种理念被更多高校所接受，状元们在不被哈佛、港大、北大录取后，也更有可能被其他高校拒绝，这是未来每一个考生和家长需要认真对待的风险，这些风险会使考生和家长选择离开书桌，去锻炼身体、参加社会活动、帮助父母干家务，或者外出打工以增加社会阅历，于这些活动中养成素质，形成学习和生活的新目标。在“状元招生观”的情况下，后者几乎没有可能，学生必须在学校中不断学习，不是在中学，就是在补习学校。北大与美国耶鲁大学的联合本科项目中，北大学生与耶鲁学生相比，普遍显得幼稚天真，这无疑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所造成。
学生由单纯关注高考成绩，转变为同时要关注自身其他素质的养成，这是“11位教授建言”可能带来的第二个真正进步。
目前我们的中学以单纯提高高考成绩、提高竞赛成绩和培养出状元为荣，中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也以如何提高成绩、培养出状元为目标。我们的中学教育模式在整个国家几乎一样，“军事中学”、“财经中学”等特色中学绝无可能！在“状元招生观”导引下，政府对素质教育的号召在基层被形式化应对和化解。“11位教授建言”之后，关注学生的素质养成和寻找自身学校素质教育特色必须成为中学新的目标。政府不必号召，素质教育也会自然成为中学的自我追求。
这是“11位教授建言”可能带来的第三个真正进步。
以上非常理想化的情况能否发生，还有待于教育部和部分省市的支持，但我们对此保持充分信心，这部分因为以上进步值得期待，部分因为“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在教育部支持下，中南大学在湖南省已经试行有年，北大实非高校第一家。然而居高声自远，“11位教授建言”仍将确定在明升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浓的一笔。
《app时报》 (2010-11-23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