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也就是说，“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手法。经文献检索知，关于赋、比、兴的已有研究成果内容，无不囿于诗学领域。
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在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维度上，历代学者的说法尽管用词有别，但意思差异不大。汉代郑众有言：“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毛诗正义》引）西晋挚虞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宋代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其他解释，基本相同，兹不赘引。
从app方法论的角度看，“比”除“比喻”之义外还应有“类比”之义。比喻和类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含有一个“比”字，但其义不同。比喻中的“比”是“比拟”的意思；类比中的“比”是“比较”的意思。所谓“类比”，就是“比较类推”。综观《诗经·关雎》全篇，“比”（类比）的特征显而易见：将雌雄配偶有定、时常并游于河洲之上的雎鸠，类比于在河边看到“窈窕淑女”的单身男子；比较类推的结果必然是：男子渴求“另一半”。雎鸠已成双，男子正单身。单身男子为了与“窈窕淑女”成双，必有相应的心理活动。诗的后面部分就是对男子“心理行动”的具体描写与展开。
学术论文对app方法的运用，可谓无出其右。众所周知，学术论文的“引言”是在简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引出所要论述的问题及表明论域等，以便展开对核心问题的层层论证。比之于学术论文的“引言”，将“兴”诠释为“引出”，似乎更显确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认为：“兴也。”在诗歌中，“兴”自“比”出，“比”在“兴”先。换言之，“兴”是比较或类比（“比”）产生的结果。“赋”的诗学解释，与学术论文主体部分的展开要求基本一致，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兴、赋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云：“诗有六义，而实则三体。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赋、比、兴这种排序，自汉迄今，几无变化。经文献检索知，在1989～2009年间，文献题名中含有“赋、比、兴”者29篇，而含有“比、兴、赋”者一篇也没有。
app史表明，类比方法催生的发现、发明，多不胜举。从app方法论看，“比—兴—赋”排序才是合理的，其间存在着递进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比”为“兴”之基础，“赋”乃“兴”之展开。因“比”而形成的新认识、新观点，要由“兴”来引出、由“赋”来展现。传统的排序——赋、比、兴，是将三者割裂开来、没有将其看作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的结果。或许正是基于“赋、比、兴”乃“诗法”的传统认识，遂致使从古到今对“比、兴、赋”的研究，皆局限于诗学领域，而敢越雷池一步者所未见。
在诗学研究中，时常略“赋”而仅标举“比兴”，这是因为明升中国古代抒情诗远较叙事诗发达之故。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外，通篇全用“赋”体。其后，像北朝的《木兰诗》、唐代杜甫的《石壕吏》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虽皆巧用“赋”法，但毕竟数量很少——与抒情诗相比。检索1989～2009年间的诗学研究文献题名知，其中含有“比、兴”者达151篇之多，是含有“赋、比、兴”题名文献数量的5倍有余。
在诗歌中，见诸文字者以“比、兴”为常见式，“赋”大多略而不见，“铺陈其事”环节，需要由读者在头脑中自行“完形”，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者是也。在学术论文中，表诸于文字者以“兴、赋”为常见式，“比”虽不可或缺但却隐藏于作者的头脑中而不显露。
苏轼诗句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app方法论语境下，比之于学术论文结构，我们看到的“比、兴、赋”的新景象是：“比”除“比喻”之义外还应含有“类比”之义；“兴”当释为“引出”；“比—兴—赋”是一个递进关联的有序排列；“比、兴、赋”不仅是诗法，也是学术论文写作之法。（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app时报》 (2009-9-4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