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来，学术造假事件不仅接二连三，沸沸扬扬，而且呈现出“升级”特征：一些大学的院长、校长甚至院士等知名人士，身陷学术造假漩涡。
为什么学术失范现象与这么多学术界权威人士连在一起？是学术不端行为愈演愈烈，还是学术打假力量悄然壮大？
学术不端司空见惯
“升级”有其软环境
明升中国科协日前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手机版”显示，近半数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普遍。调查发现，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发”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更高达51.2%。超过55.5%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及其当事人，相当比例的科技工作者持宽容态度，超过30%的科技工作者表示“非常同情”和“有些同情”，20%表示可以原谅。
对学术不端行为司空见惯甚至抱有同情心理，无形中为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和“升级”营造了软环境。有些大学校长对身边的学术腐败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假”变成了“假打”；有的高校领导意识淡薄，受种种因素诱导，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学术腐败的泥坑。
对此，教育部长周济指出，多年来，教育部先后印发一系列文件，成立了学风建设指导机构，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然而，高校学风建设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学术失范现象、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必须深刻认识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学校长身兼多任
超越底线为“学术”
选拔学术权威当大学校长，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一个惯例。可问题在于，人们往往误把学术权威当成管理权威，无论是否合适，大学校长总是要从名教授、专家乃至院士中挑选。大学校长在从事行政管理的同时，一般还承担着各种科研课题和教学任务。为了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校长们总要在百忙中发表论文或著书立说。在这样的职业环境里，有的校长难免会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在学术上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超越学术道德底线。
因此，教育界人士认为，大学校长身兼多任，既难以专心致志抓管理，又不能一心一意搞科研，是滋生学术腐败的制度缺陷。
有学者介绍说，理查德·莱文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十几年里，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莱文认为，大学校长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它事情。不少专家指出，我们的大学校长也应当职业化，不承担科研任务，不设定科研指标，让大学校长从科研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从制度层面遏制学术腐败。
利益驱动不可小觑
造假也因“孔方兄”
据报道，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论文造假事件”所涉及的研究小组，曾在国际国内多家著名明升手机版杂志上剽窃内容、编造实验数据，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研究小组正是以这些论文立项，获得国家博士后资金、国家自然app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973计划”以及浙江省教育厅、科技厅、中医药局等项目经费资助。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孔方兄”成为一些院士和大学校长学术腐败的直接诱因。
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曾透露，在不少大学里，教授、院长乃至校长的工资收入并不很高，除了各种津贴外，科研经费却是一种可观的经济收入。因此，利用各种手段争取科研经费，仍是大学的一种激烈竞争。有些校长、副校长、院长也不能“免俗”，通过各种办法发表论文争取立项，有时不惜弄虚作假。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指出，当今时代，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而构成了形形色色学术失范行为的温床。
人人都有麦克风
打假走进信息时代
有学者分析认为，学术不端行为由来已久，目前的现象并不是愈演愈烈，而是因为学术打假的社会力量悄然壮大，发现的注册才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信息社会，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大大方便了人们对学术造假的发现和甄别。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惊人，人们一旦发现学术造假现象，就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多媒体手段公之于众，成为舆论的焦点。
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院长别敦荣指出，现在学术不端之所以屡屡见报，不是因为以前少、现在多，而是由于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了，发现论文抄袭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反剽窃”软件的问世，更加大了发现论文抄袭的可能性。过去发现的论文抄袭，多属偶然，是碰巧的，而现在，随着网络的普及，只要在网上一浏览，找出相近文章，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仔细一比对，很容易发现论文是否存在抄袭问题。
不少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人们的学术打假意识明显增强了。许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专家学者，眼里揉不得沙子，对学术不端行为大胆揭露，让学术造假者难有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