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今年（2009年）亮出20万元重金招收高考成绩居全省文、理科前100名的考生，但随着第一批志愿填报录取工作基本结束，重奖尚无考生认领。
明升中国高等教育学费的居高不下，是有目共睹的。个中曲直，至今仍是婆说公说的罗生门。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差不多为全民所诟病。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覆巢下，明升中国经济呈一枝独秀的坚挺，但为什么20万元的重奖却难获高分考生的青睐？
在这场时间换空间的游戏中，表面上尴尬的是浙师大，实质上不被认可的还是明升中国的教育体系现状。随着教育重新被摆上国家层面的议事日程，教师的地位得到充分提升有目共睹。但不容回避的是，和教育连续几年在十大暴利行业中名列前茅共生的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迫在眉睫。
行政化配置教育资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马太效应和挤出效应。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尽管穷校、富校的差异在行政力量为主体的教改中有所改观，但择校现象的屡禁不绝还是表明，对于一个普通师范生来说，能否进入一个名校将决定他们一生的前途和命运。而这，却绝不是浙师大的20万元重奖所能决定的。
对于地处金华、为省属重点大学的浙师大来说，借重奖的方式为自己扬名，进而把高分考生招致麾下，也是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在各知名高校纷纷为高分考生开出丰厚价码的语境下，本不占天时、地利的师范院校如何杀出重围？不仅决定着当年的生源，更考验着今后的发展。
从制度层面来说，吸引优秀毕业生从事教育事业，主要体现在温总理宣布的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和《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上。但“免费师范生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要十年以上”的相关规定，还是不免给人以“捆绑销售”格式化合同的联想。某种程度上，个别地域中小学教师地位不彰，还是一个连《教师法》和教师节也无法照亮的角落。
如果说“范跑跑”、“杨不管”的个案是被网络放大的话，那么重庆、成都等地教师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维权，则表明教育立国的实现之路仍任重道远。与此相比，我们的近邻韩国，教师则真正实现了“富且贵”：“做教师对女孩子来说是最好的职业”、“韩国的中小学老师收入高，被称为移动着的中小型企业。”
如果有一天，我们身边的中小学老师也能普遍地实现“富且贵”，那师范院校的地位绝不会和今日同日而语。衡量一所院校是否成功，除了“大师之大”和“大楼之大”的分野之外，更要视其培养出的毕业生是否有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而这，却不是20万元就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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