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取得一个博士点，也就等于拥有了一块敲门砖，能够进入到相应的学术圈子中，把学术关系和学术影响慢慢打开，以后就好申请了。
●博士点申报的本质和大学的本质是一样的，必须以学术发展和知识传承为核心和目标，脱离了这个核心和目标，申报博士点的活动就变得面目全非。
●将学位授权点的审批权下放到学校，在现行的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会带来学位授予工作的混乱。
●完全由国家掌控也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和学科水平的提高，而应该在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之间分权，教育管理部门适度控制，根据学校的整体实力、软硬件条件、学校声誉等，给予部分院校学位点的设置权。
●高校自主权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大学校长曾对《app时报》记者感叹，该校十几年来一直申请某学科的博士生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却一直未能如愿，“这不仅对我校该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很大障碍，对整个学校的发展也很不利”。这位大学校长言辞中颇有几分无奈甚至失望。
这位校长的无奈与失望还是温和的。
2009年2月，徐州师范大学申请博士点失利，10年来，该校已经3次申请博士点，也已3次败北。当时得知申博失利的消息，该校“申博团”成员有人掩面而泣不愿返校，甚至有得知消息的教授疾症发作身体崩溃。
3月3日，该校教授委员会47名成员联名呼吁全体教授停课示威，抗议评审结果不公。很快，抗议标语挂满学校，有人挂出横幅要“校领导挺直腰杆”，有标语甚至写到该事件是“江苏学界的‘躲猫猫’事件”。学生也开始在校内散发传单，呼吁江苏省重新评审博士点申请单位。
3月27日，陕西8所高校参加了该省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汇报与答辩评审会议，西北政法大学是这8所学校之一。经过8位校长每人20分钟的答辩后，专家开始进行投票。当晚传来消息，西北政法大学落选。
西北政法大学具有70多年的办学历史、50年的本科教育历史、30年的研究生培养历史。在原属司法部主管的5所政法院校中，明升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大学都具有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西北政法大学一直是个例外。
申博失利消息传来，该校校园群情激愤，教师带着沮丧的心情出面安抚有情绪的学生。最后，在不知是谁的提议下，大约有四五十位教师和学生从校园出发，一路步行来到省政府，以“散步”的形式表达对结果的不满。
4月20日，西北政法大学正式向陕西省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对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确定的第11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进行重新评审。
博士学位授权的申报与审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今年却演变成为一场激烈的“战争”。
新政策与申博焦虑
早在2005年，教育管理部门就开始对博士点的审批严格控制，当年全国各高校申报增设2700多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是当时1900多个博士点的140％，出现了申报博士点攀比的现象。当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此表示，将对高校申报博士点加以控制。
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方案》，随后教育部又出台相关意见——《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方案以2008年～2015年作为规划周期，有两个重大改革举措。
首先是将全国各地研究生教育水平划分为4类，其中一类地区“研究生教育发达，学位授权体系能够满足需要”。该类地区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博士点，而二类地区“研究生教育比较发达，学位授权体系基本满足需要”，则严格控制新增博士点的数量。
其次，将博士点的审批权下放到省一级教学管理部门。
前文提到的两个申博事件的主角，均属于二类地区，对这些地区的高校来讲，如果此役失败，2015年之后，二类地区将参照一类地区执行新增博士点规划，他们将不再有尝试的机会。
因此，本次申博“战争”也就在二类地区的高校中率先打响。而那些暂时没有申博焦虑的三类、四类地区的高校，会随着当地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有可能成为二类地区，“战争”也许还远未结束。
一个博士点的背后
“我们现在整个院系一年只有几十万元研究经费，申博成功，那就是上千万元的投资。”徐州师范大学的一位院长如是说。
围绕着博士点，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经费只是其中一种。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下，教育管理部门对各种不同档次的学校有不同的待遇，和各种评奖、项目挂钩。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博士点就是一所大学水平和实力的标杆，失去博士点等于失去一切。
柯梦（化名）刚刚卸任西北某高校经济学院副院长，她所在的学院目前共有20个博士点，但2000年之前只有1个，其他的19个都是之后才申请到的。
“如果能取得一个博士点，也就等于拥有了一块敲门砖，能够进入到相应的学术圈子中，把学术关系和学术影响慢慢打开，以后就好申请了。”她说。
以柯梦所在的学院为例，他们奋斗了将近20年，才在1990年取得了第一个博士点，之后又取得了博士后学位流动站，后来的发展就像滚雪球一样。其实对于一些学校的优势学科来说，申请博士点不是太难，只要把一级学科的博士点申请到，其他二级学科就会滚滚而来。
在苏州大学副教授尤小立看来，博士点申报和审批是一个关键点，折射了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环境。
在指标管理的指挥棒下，申报博士点是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求，拥有了博士点，与其相关的各种指标就会迅速提高，形成一个庞大的指标数据群，在这个数据群的推动下，学校的办学水平就有脱胎换骨似的“提高”。
申博潜规则
在柯梦看来，博士点申报与审批的现状是：没有博士点的总没有，有博士点的越来越好。
“一旦通过一个博士点把‘门’敲开，进入到学术圈子里，就会有比较熟悉的学术关系，在其他学位授权点的投票过程中，这些学术关系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其他院校的相关专业是不公平的。而且在博士点的评审过程中，掺杂了不少‘灰色’操作，这种现象在国内高校中并不少见——有熟人自然好办事。”她说。
柯梦认为，在这种现实下，有些学校的新兴专业，要想拿到一个博士点甚至硕士点，就会拿巨额资金到北京“活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腐败，而且，围绕着博士点也容易形成所谓的“学霸”，从而导致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导致人情关系、帮派勾结等现象。
尤小立认为，对于一个程序不公开、缺乏监督的审批过程，潜规则是很难避免的。“有的高校的工作做得很‘细’，先期到各个评委那里‘活动’，这样一来，虽然审批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但却无法做到完全公正。”
在尤小立看来，要想有效遏制申博中的潜规则，信息公开并接受舆论的监督是其中的关键，包括公开评委的身份和评语。
“评委反对哪所学校，支持哪所学校，需要说明理由并将其公开，即使有偏见也可以，大家可以充分讨论。这样，那些拿不上台面来的潜规则就难以有施展的空间，作出的决定也就能让人信服。”尤小立说。
对于申博中出现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教育app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有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造成博士点申请困难的客观原因是学校自身的条件不够，达不到评审条件。其中包括学校软硬件设施是否达标，学校的整体地位、实力以及相关学科点的主要学术人员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这些都是客观条件，如果这些条件都达到，我觉得学校没有理由不获得博士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某些学校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总是有更好的学校将自己比下去。”别敦荣说，“总体上说，目前博士点的评审还是正常的，获得博士点的单位总体上比没有博士点的单位的实力要强。”
但别敦荣也认为，如果某所学校的某个专业确实很好，一次两次不通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竞争性、选择性的活动，但如果持续多次不行，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
以学术发展和知识传承为核心
在尤小立看来，博士点申报的本质和大学的本质是一样的，必须以学术发展和知识传承为核心和目标，脱离了这个核心和目标，申报博士点的活动就变得面目全非。
“一方面是指标体系管理的要求，一方面围绕着博士点又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这样的博士点申报就失去了他的目标和方向。管理部门的导向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小立说。
要想把博士点的申报和审批转回到发展学术和传承知识的轨道上来，就必须剥离附加其上的寄生物，其中包括指标管理体系和利益诉求。
“衡量学校某学科实力的标准过于僵化，特别是对于人文社科类的学科，论文、成果和教授的数量未必能真正反映一个学科的实力，一个大师级的博士生导师，可能就代表了某学科的高度，而不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尤小立说。
大学能否自主设立博士点
既然大学对博士点的渴求如此热切，那么教育管理部门将权力下放，将设立博士点的权力下放到高校又该如何？
“将学位授权点的审批权下放到学校，在现行的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会带来学位授予工作的混乱。”别敦荣说，“但是，完全由国家掌控也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和学科水平的提高，而应该在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之间分权，教育管理部门适度控制，根据学校的整体实力、软硬件条件、学校声誉等，给予部分院校学位点的设置权。”
在具体方式上，别敦荣建议，教育部批准了一部分院校设立研究生院，这些院校的实力都比较强，可以选择在这些院校的主干学科中下放权力。
在柯梦看来，目前国内的高校自主权不够，包括学位授权点的审批在内的大部分权力都被教育部集中，这样做很容易滋生腐败，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然而，将学位授权点审批权完全下放到高校也不可能。
据柯梦介绍，目前在一些“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中，一些新的、正在成长的专业，教育管理部门允许其自主设置博士点，但这些专业面临着生源不足、底气不足的问题。
柯梦认为，教育部现在把博士点的审批权放到省一级是比较合适的，一来是现在博士点的审批不仅仅要考虑学校的学科力量如何，还要考虑地区平衡、专业平衡的问题；二来也是教育部权力的一种分散，同时也可以方便地在某一区域的兄弟院校的相同专业之间形成横向的比较。
大学自主权的边界在哪里
这场关于博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和审批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国内高等教育界的整个生态环境，其中的核心——大学的自主权，是近年来讨论很多的话题。通常，高校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大学自主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在别敦荣看来，高校自主权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学校容忍政府干预的程度就是它的边界，而我国正好相反，是政府给予学校多大的权限，边界就在什么地方。
别敦荣认为，目前我国政府的容忍度还是太有限，需要进一步扩大，但是这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权力到了学校没有依托。很多学校都在要自主权，但得到了权力却不知谁来行使这个权力。因为目前国内的大学并没有建立起与自主办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权力最后就落在校长和书记手中，这样一来，就可能扩大校长、书记的独断权。
在尤小立看来，大学自主权的边界问题值得讨论，但就目前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来看，谈论这个话题还不免是一种奢望。
“我是主张‘点滴改良’的——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大学目前的问题是自主权太少，需要更多的权力。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再谈大学自主权的边界，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也不晚。”尤小立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各种权力，监督是最重要的，而监督的首要途径就是信息公开。”
《app时报》 (2009-7-14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