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解放周末》刊登了对华师大博导许纪霖的专访《大学之“困”》。透析大学之“困”，正是期待大学之“为”。本周，《解放周末》专访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他认为，大学之“为”，在于为教育、为学生；大学之“为”，在于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自我批判。
解放周末：在《大学之“困”》的专访中，许纪霖教授以教师的角度关注了大学的当下生存。您曾经也是一名大学教师，现在又是大学行政管理者，以双重身份来观察当今大学，心态和感受是否更为复杂？
蔡达峰：说心里话，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无论是改革、发展，或是转变、调整，给我带来的鼓舞、困惑或反思，都非常强烈。
解放周末：谈到大学之现状，不少人不约而同地用一个“困”字来形容。不仅是学生、家长，就连教育界内部，从行政管理部门，到校长、教师，都有不满。
蔡达峰：当今社会对大学的现实需求越来越迫切，比如扩招，明显表现出社会公众对大学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大学在满足或者说是适应这种需求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大学自身的使命，这是我认为最大的大学之“困”。
解放周末：“困”往往导致了怨言。
蔡达峰：这不难理解。但我想，不仅大学有大学之“困”，企业也有企业之“困”，政府也有政府之“困”，“困”是现实存在的。在困中求变，求更好的发展，这才是基于现实的突破。
社会是靠不同的力量互相支撑的，需要每个机构和个体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作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使命。假如一味地我迁就你，你迁就我，都指望从他人获得动力和利益，不坚持自身对别人、对社会的责任，其实是放弃了自己的价值和作用，而这样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不会和谐的。
解放周末：大学要有所作为，前提条件应是坚定自己，维系好自己的心灵。
蔡达峰：是的。虽然客观的不利因素很多，但是大学的良知还是要靠自己来坚持。大学要传播社会的良知，有良知的人才来办大学。如果大学扛不住现实的痛苦和困惑，便很难让别人相信大学能给予社会什么精神的力量。换个角度讲，如果社会是天然使人健康成长的，那我们还要大学做什么？
大学众多功能中，最本质的还是育人
解放周末：您强调不要忘记大学的使命。在您看来，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是“为”了什么？
蔡达峰：大学是为了实现教育的使命而存在的。，它首先为社会培养人，然后衍生出科研、社会服务等各种功能。
解放周末：从各种趋势来看，大学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直接。
蔡达峰：但大学的根是在教育。大学之产生，是先有教师，再有学生，有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才有以学位制度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以后逐渐形成了现代大学的各种管理制度。但实际上，大学功能的繁衍，使得大学的利益来源多元了，使得学生培养反而被疏远。
解放周末：大学的众多功能中，最本质的还是育人。
蔡达峰：教育是因为有利于人的根本利益而有利于社会，而不是因为直接创造经济利益而有利于社会。大学可以推进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但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教育为了经济而发展，那么人格就得不到尊重和培育，学生当然就可以为赚钱而上学，就不可能理解生活的根本意义、心灵的力量、道德和责任，人生的态度就很片面，社会关系就缺乏理性的基础，教育就在办学中异化了。
解放周末：为了有利于人的根本利益，大学应该有哪些作为？
蔡达峰：一方面，大学要把年轻人培养成为有知识和能力的公民，使其不但能自食其力，独立谋生，而且有终身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级专门人才。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的我国大学，这种任务还是很繁重的。另一方面，大学应该坚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使他们不仅能够发展自己，还能引导社会发展，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为此，大学应该放弃一些自私的东西，以独立的理性来为学生维护教育的使命，克服自己的困难来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抵挡世俗对学生的影响，让他们纯洁、浪漫、好学的天性得到保护，让他们具有理想并为此发挥潜能。
过多地将教育放置在物质利益层面上考虑，整个社会的未来便令人担忧
解放周末：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技能，还要培养人的素质。但当前的大学教育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就业培训。
蔡达峰：技能和素养应该是紧密相关的，技能与道义结合才能成为大家，但现在两者往往被割裂开来看待，连教书和育人也不容易合一，有些教师专门教专业，有些教师专门教思想品德，要靠学生自己融会，结果反而彼此分离。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社会对于大学的期望和评价更加功利，更促使了大学强调专业化教学。促进学生就业，这是大学无可厚非的责任，但大学不能因此忽视对教育的使命，忽略了大学在启迪良知、塑造人格方面应有的追求，这必须引起大学的重视。
解放周末：大学必须“两条腿走路”，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
蔡达峰：是的。公民要有职业，就业是生活的基础，但具体的职业及其收入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的幸福不仅是丰富的，而且需要不断创造。大学教育有利于就业，但不止于就业，而是为了生活。所以，要使得学生具有驾御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大学最重要的教育任务。大学不只是向职业界提供应聘人员，而是提供在就业以后促进社会发展、包括为更多人创造机会的人。大学对社会的这种作用，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要体现在对学生的引导上。经济、社会的各种变化都会影响大学，但大学必须要为学生作出正确的引导，要阻止某些东西对学生的影响，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解放周末：尽管大学本身也处在不断的社会变化中，但大学仍应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纯净的教育空间，进而升级为一个精神殿堂。
蔡达峰：大学教育，要使学生在进入职业界之前，具有独立把握生活的能力，核心是培养完整的人格，这是抵御各种各样变化和困境的基石。大学要让学生正确了解现实困难和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化和现象中有很多假象，克服困难需要智慧和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一两天就能造就的。大学应该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力量，让他们经得起环境的变化，把持最重要的东西，这样才能对得起学生和未来的社会。
解放周末：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读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据媒体报道，今年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高考。
蔡达峰：功利地将教育视为商品，以贵贱、划算来看待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既然毕业了找不到好工作，那就不上大学，这种对教育的偏见，多少也与大学办学实际有关，是大学的悲哀。面对这种“教育观”，我总会想到西南联大的师生，那些并不知道就业前景但仍在炮火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的青年学子。我甚至也想到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里那些明升m88不保但坚持读书的犹太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他们为什么学习？教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无法不感慨。仅仅将教育放置在物质利益层面上考虑，整个社会的未来便令人担忧。假如大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恐怕就很难做到温总理所期望的，中华民族需要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
大学面对学生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
解放周末：一所大学“有为”还是“无为”，您如何判断？
蔡达峰：在我看来，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大学是教育机构，评价一所大学，就是看它实现教育使命的水平。忠诚于教育的大学，才是一所合格的大学。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大学之“为”，应该是为教育，而不是为大学本身。
蔡达峰：是的。但是，大学既然是一个机构，就必然有其自身的社会处境，必然会有自身利益问题，比如薪酬、校舍、名誉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应该对教育有利，但事实上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却可能把大学弄得精疲力尽，甚至迷失了应有的方向。
解放周末：在大学自身利益和教育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权衡的问题。
蔡达峰：作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我对这方面的感受比较多一些。教师职业被称为“神圣的职业”，但大学中的人并不天生都是圣人。大学中人同样身处功利的社会、世俗的环境。大学中的一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教育，但实际上可能离教育很远。比如当前都在呼唤让高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如果抽去其中的具体利益，恐怕不少人就没多少兴趣了。因为自主不仅有权利，还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解放周末：大学如何真正做到时刻不离教育？
蔡达峰：我倾向于要时刻反思自己。大学之于学生，应该就像家长之于孩子。大家知道，并不是最优秀的父母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家长培养孩子，总是竭尽所能，指望把孩子培养成最优秀的人。这是父母们的共同情怀，也是人类的美好理想。
现在明升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要培养出世界一流的明升中国青年。为了这个理想，明升中国大学应该像家长一样，意志坚定，不怕吃苦。抗战时期的明升中国优秀大学及教师，筚路蓝缕，照样培养出有世界影响的优秀学生。如果大学连自己都不想吃苦、不能吃苦，抱怨自己的待遇，为自己的三餐谋划，先把自个儿养富了再去养孩子，那是无法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的。
解放周末：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必须要吃什么样的“苦”？
蔡达峰：首先，要把大学得到的利益和支持最大可能地关照于学生。第二，要通过自己让学生得到更好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正如家长不能把学生关在家里，而要把学生送到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一样，大学也是这样，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他走入更宽阔的世界，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解放周末：这个比喻很形象。
蔡达峰：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教育需要投入，一种充满善意和真诚的投入。但是现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有难度，不尽如人意。
解放周末：大学面对学生，正如父母面对孩子，应该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
蔡达峰：是的。复旦是明升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办学早期经济总是拮据，学校经费寅吃卯粮。复旦教授每个月要拿出100块钱，每年拿出1个月的薪水奉献给学校办教育。所以，复旦把牺牲和服务作为传统。学校就要像一个大家庭，家长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种精神，感人至深，很具有教育意义。
解放周末：目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中。教育需要改革，大学需要有所作为，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期盼。
蔡达峰：是的。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机构就是大学，它可以900年屹立不倒，不改校名，不改地址，不改校门。大学以教育质量而立世。但教育质量很难被检测，更很难被称为“不合格”。所以，教育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对社会责任的认识。
解放周末：从大学之“困”到大学之“为”，您对大学具体有些什么建议？
蔡达峰：我想大学首先要承担责任。比如自主招生，是自主权，也是社会责任。所以，承受责备也是在所难免。只要有利于学生发展，有利于未来发展，大学教育就不用害怕改革，不用回避责任。眼下有许多工作中的“患得患失”，就是因为没有把学生的未来需要想清楚。
其次，教育管理者要敢于自我批判。学生毕竟不是通常所说的客户或消费者，他们需要接受引导。要使大学真正主动地关心学生成长的利益，则必须思考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直接从事教育管理的人员，则更要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服务加引导的能力，视学生为子女，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这种精神是高尚人格和风度的表现，它本身就是教育的应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