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武汉高校的博物馆里拥有国内一流的恐龙展区（来源：荆楚网 通讯员张凡摄）
日前，云南大学手机版系学生主办的《手机版周刊》刊登了一篇《本部校园“对外开放”》的报道，报道中说：“本校熊庆来、李广田故居门口，添了块新牌子——昆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它标志着两校长故居正式入选昆明市第一批新办博物馆，成为昆明市‘博物馆之城’规划的第一站……随着博物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加之校内的‘海棠映日’、‘银杏道’等自然景观，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本部参观。”
这条消息让该校老教授林超民感慨不已：“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本来就承担着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可是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封闭，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少。有多少人知道门卫森严、高墙林立的大学里，还有美轮美奂、色彩斑斓、传承民族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博物馆？”
更令他心痛的是，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云南多所大学的博物馆，不仅社会知名度不高，在高校也有着十分尴尬的地位：学校很少将经费投入到这个看似没用的“仓库”里，承载着大学文化精神与历史积淀的高校博物馆，多年来在窘迫不堪中艰难生存。
云南大学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在论文中写道：“美国的历史很短，但给人的感觉很长，因为他们的博物馆太多；明升中国的历史很长，但给人的感觉很短，因为我们的博物馆太少。”
“我们什么都不敢做”
云南大学1922年建校时，就想建一所博物馆，却因经费问题长期搁置。直到2002年，美籍华人、香港著名实业家和慈善家伍达观先生的夫人伍马瑶捐资70万美元，云大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才得以落成。
因此，它的建成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是先有展馆，后有文物。“其实上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时，云大师生就收集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可惜没有博物馆收藏保管，致使那些珍贵文物散失殆尽，令人扼腕。”林超民说。
“白手起家”的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虽经工作人员和部分师生四处奔走，跋山涉水，“到边远的独龙山乡，进荒野的拉祜林区，越千仞的哈尼梯田，走万里的景颇边地”，在两三年内收集了云南各民族珍贵文物数千件，但这区区数千件藏品，与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80多年的学术辉煌相比，显得黯淡无光。这也成了博物馆馆长、云大民族研究院院长何明的难言之隐。
尽管展品的征集是博物馆“长期致力的重要工作”，但几年来的运作让何明感到举步维艰，“学校每年给博物馆的经费只有4万元，这些钱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支和人员工资，展品征集费根本无从谈起。”
为了增加藏品，何明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强制”要求其研究院的教师在田野调查中用科研经费收集展品，“这种捉襟见肘、苦苦挣扎的征集方式显然不是博物馆建设的长久之计。”
处于窘迫之中的高校博物馆并非云大一家。另一个藏品丰富、被誉为“开民族学博物馆先河”、有近30年历史的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生存状况还不如云大人类学博物馆。
1981年对外开放的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是云南省第一个展示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博物馆。该馆收藏的3万多件文物，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云南一批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一件件精心考证、汇集起来的。其内容涉及劳动工具、生活用品、服装、饰物、文字古籍、绘画艺术、乐舞技器、宗教器械、民居建筑等，反映了古代云南少数民族多层次的社会形态。明升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宋兆麟先生称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有不少国宝”。其中一些珍品如独龙族“木柄石锛”，藏族“人头骨内画”、“印章”，回族 “微型古兰经”、“祈雨龙牌”，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等8种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字和古籍，以及清代德宏傣族土司的“绣龙袍”、宋代大理国的“象皮甲” 等，都是当世罕见的珍品。
墙内开花墙外香。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明升中国，云南民大博物馆是她此行参观的唯一一座博物馆。30多年来，该馆接待过挪威国王、苏丹总统、克罗地亚总理、芬兰议长、泰国议长以及近百个国家的政府要员、使节、学者专家等，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珍贵文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该馆“富有独创精神”。
然而，这个被“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云南对外宣传窗口”的博物馆，多年来却一直屈居在学校一幢不起眼的小楼里。“28年没有改造过，最多就是刷刷墙。”虽然接待外宾频繁，参观者上卫生间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96年省里拨款30万元给该馆修卫生间，可是这笔钱一直拖到2003年才用上。“原来博物馆的门口连个走廊都没有，一下雨，水就直接流进展厅，展品得不到保护，所以我们从30 万元里拿出一点儿修了个走廊。”博物馆负责人玉腊说。
更糟糕的是，馆内设施老化陈旧，每次来人参观时每层展厅的灯只开一半，因为担心这些80年代的老线路负荷太重引起火灾。由于地方有限，各种展品密密麻麻地挤在不大的柜子里，而且不少柜子“轻轻一抬就起来了”，以至于博物馆根本不敢请志愿者来，全由玉腊一个人讲解，有时候一次要讲3个小时。“我不能保证来的志愿者觉悟都很高，因为我们这些小东西随手就可以拿。”玉腊说，“我已经向学校反映了很多次，可就是不给解决。如果这些文物丢了我们就得负责，安全没保证，我们什么都不敢做。”
“上世纪80年代学校办学经费只有100多万元，给博物馆的经费是每年3万元，现在学校办学经费增加到几千万元了，给博物馆每年的运行经费仍然是3万元。2008年又因各种原因减少到两万元。”玉腊说。
今年，云南民族大学将迁往新校区，有消息说，民族博物馆将和民族研究所共用一幢大楼。然而，这幢楼将分给博物馆多大面积，玉腊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人才青黄不接
两年前，云大人类学博物馆曾想收藏云南电视台一批要报废处理的老摄像、编辑设备，以留存云南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足迹，但却因审批手续的繁琐而最终放弃。这批在博物馆看来是无价之宝、本可以利用的“废物”，真成了一堆废物。
经费的拮据不仅导致博物馆人员编制少，也使博物馆工作人员没有目标、没有压力去开拓工作。许多工作人员承担着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博物馆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例如，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就只有3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包括接待来访、修缮展厅、藏品维护、扩大藏品数量和打扫卫生等。其中，博物馆负责人玉腊还担任着云南民族研究所研一至研三所有班级的班主任。
体制的限制，使得高校博物馆在“推广学术，培养人才”方面作用平平。许多学生直到毕业，都没有参观过本校的博物馆，更没有参加过博物馆展品的收集、开发和整理。许多学校也没有把参加博物馆工作和到博物馆当志愿者，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
昆明理工大学地学博物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富，收藏各类标本1万余件。镇馆之宝有上个世纪30年代从美国引入明升中国的保存完好的一套“世界岩矿标本”，这些标本采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代表了地壳的物质组成。目前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岩矿标本”，也是我国早期地质教育的实物见证。
此外，该馆还有精美的宝玉石、观赏石、云南矿产资源等标本，并收藏有著名的禄丰恐龙骨骼化石、河南恐龙蛋化石、澄江动物群化石以及珍贵的鱼龙、鹦鹉嘴龙和海百合化石等特色化石；另有一套上个世纪初由美国制作的采自世界各地的“标准化石”及一套来自日本的新生代贝壳类化石……这些化石都具有很高的app价值和收藏价值。
这一本应深受大、中、小学生欢迎的博物馆，开展科普旅游活动却困难重重，其原因是“缺少专职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展厅面积太小，展柜陈旧，展示手段落后，无法展示出每个标本独特的魅力”，“缺少专业的讲解员”。特别是缺少懂专业英语的讲解员，使博物馆收藏的精品不能很好地介绍给国外的来宾及专家学者，因而失去许多交流的机会。
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指出，该校不乏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但却和国内整个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样，非常缺少物质文化、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研究的专家；该校有众多的学科，却很难找到博物馆管理和其他相关专业的人才。目前在物质文化和民族文物研究领域，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十分突出。在新生代学者中，像宋兆麟、杨德軻等积累深厚、学识渊博的专家已是凤毛麟角，其状况令人担忧。
“要办好一个博物馆，光有好的藏品还不行，还必须有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各类专业人才。博物馆不能只有‘博士’(指‘万金油’式的人物)，没有专家。”尹绍亭说，在国外，大学博物馆就是一个科研基地，许多人就是在博物馆里交流、开发、研究，然后不断出学术成果。而我们的大学博物馆，不应该成为鸡肋。
“一种浓郁的悲哀”
许多学界人士都知道，如果没有林超民多年的呼吁和努力，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的落成可能还要推迟很多年。
林超民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民族学教授，在他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等职的20余年间，筹建博物馆一直是他锲而不舍、奔走呐喊的事业。“大学不能没有博物馆。博物馆在app研究、人才培养、塑造大学形象上有着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博物馆的大学，文化上将像贫血一样苍白。”
在他和一批老教师的呼吁下，位于校园内的云南贡院、熊庆来和李广田的故居等一批文物得以保存下来，被云南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熊庆来、李广田故居还被国家《人文地理特刊》评为明升中国高校最美的大师故居之一。
此外，经林超民的牵线，伍达观先生还给云南中明升手机版院捐资80万美元，建成了云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该学院过去就有个“滇南本草”标本馆，藏有众多中药材标本。《滇南本草》是云南人兰茂所著的一部完整医典著作，写成时间比《本草纲目》早140年。
但是，林超民的心中仍然有许多遗憾和隐痛。
上个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因兴建大楼，拆除了1940年昆明“商业巨子”董澄农捐资为云南大学明升手机版院兴建的细菌学馆(又称澄农馆)，尽管这个只有两层的小楼貌不惊人，但它毕竟是云大历史上不能抹去的一笔。林超民认为澄农馆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可以成为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博物馆，展示该系收藏的种类丰富的鸟类标本和植物标本。但他的坚持和呼声，在欣欣向荣的建设中微不足道。
让林超民和其他一些学者最心痛的，莫过于云南大学最著名的两幢历史建筑——王九龄故居和袁嘉谷故居变为餐馆这一现状。
王九龄是1922年东陆大学(即云南大学)成立时的学校董事会董事，与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唐继尧一同当选为云南大学首届名誉校长。他的故居建于1926年。1937年云大将其租为教授宿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学者都曾在此居住过。1952年，云大购买了这座老宅。
袁嘉谷是云南自元代设省600多年间，唯一一名经济特科状元。1923年云南创办东陆大学，校长董泽聘请他主讲国学，从此他在云大讲学不断，直到去世。袁嘉谷旧居建于1920年，1951年其后人将这一老宅赠送给了云大，云大在修复中发现了两块刻有袁嘉谷手书的“硈佛偈”全文的青石碑。
在云南大学档案馆一篇有关袁嘉谷旧居的记载中，有这样几段话：“袁嘉谷是文化名人，他的影响超越了校园围墙。他的旧居，是云大校园的一个亮点。校园文化名人旧居、古建筑及标志性历史遗迹……造就了高校校园文化的传统底蕴。”
然而，这两座珍贵的文物，却在近几年间变成“翠湖1923餐厅”和“嘉宴食府”，人们由此知道了这里曾是名人的故居。这种“靠酒肉之香让人关注名人故居”的做法，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对。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心怀悲凉：“一个标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应该多一些可以使人弹琴焚香、静思默想、学习和触摸本地文脉，可以与古人对话、徜徉于精神之旅的场所，像袁嘉谷这样的文化大师的故居，就是这样的场所。如今把它搞成了一个喧嚣的饭馆，我老是感到其中有一种浓郁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