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政协科技界29组委员抢话筒抢得不可开交。大家开起了“故事会”，讲的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官”“学”错位之怪现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从事航天事业数十年，经历了几届“外行”领导。最早是个老红军，领导对他说：“小戚，你大胆干，干成了，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事，责任都是我的。”

 

之后，换了一个军队领导。领导说：“老戚，你大胆干，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咱就是一根绳子上的俩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

 

于是，领导一心为科研人员服务，科研人员没有私心，埋头苦干，双方和谐相处。

 

可是，退休之后的戚发轫发现，现在科技界出现越来越多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但与下属的关系却变了味：“领导对业务技术指手画脚，大权包揽；有什么意见自己不说，让下面的人替他说，出了事，你担着；科技评奖，均把下属的成果挂上自己的大名。”

 

最让戚发轫不解的是：“领导当了，还要当博士、教授，学术职称一个都不能少。问题是，他们有空念书、教学生吗？”

 

“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希望领导时刻能以‘外行’的心态，尊重别人的专业。”戚发轫唯恐记者产生误解，特别强调了一句。

 

“现在有人当了官，还一心想评各种技术职称，把权力、学术成就都要捞到手。”中科院数学与系统app研究院研究员李邦河委员说，蔡元培是个好校长，可没盘算着如何去当教授，去发论文。

 

“科技界存在着严重的将、帅错位。”在李邦河看来，陈景润就是典型的“将”，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任何干扰，在科研中“攻城掠地”；而“帅”是科研机构的管理者，他们的职责是为app家服务，使他们更加专注于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当了“大帅”，还谋求“将衔”，各种利益通吃。明升中国地质app院地质研究所能源中心主任杨文采委员对此打了一个比喻：“就如同一个足球俱乐部，老板不满足于当老板，还想当教练、当裁判，管理系统是混乱的，这个队能把球打好吗？”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许多‘将才’一出成绩，就要提拔他们当所长、院长、校长，走上仕途，这样也许会害了他们。”

 

李邦河的观点引起了委员们的共鸣。一位委员举了身边的例子：“我们app院现在最年轻的所长才29岁，‘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要当官，这样会扼杀一批学术前景很好的app家。”

 

“这个我体会最深。”杨文采干脆拿自己说事儿。原来自己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后来提拔为所长，当了两年，干不惯，提出辞职，却被组织上“关心”，问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是实在干不了分人、分钱、分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辞职。等到我现在老了，有精力当官了，年龄也过了。”杨文采自我调侃。

 

据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委员观察，“现在很多研究所通常让学术能力最强的人担任所长，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管理能力，还要把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荒废了科研”。

 

“这就如同煎饺，煎透一面即可，两面都熟，结果就糊了。”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邵秉仁委员打趣道。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起来，才能在某个方面达到高峰。”李邦河十分推崇数学家廖山涛院士的淡薄，“他不当官、不要项目，他说‘我搞数学不用基金，自己在家里做就行了’。”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科研，选择当官？“因为通过当官可以掌握更多的项目、资金。”

 

“由于整个社会存在着‘官本位’的导向，这也影响着科研人员。认为提拔做官，就是得到认可。”

 

……

 

邵秉仁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管理评价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矛盾积累。他建议，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者应该分为两条不同的序列，制订不同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工作做得好，就应该按部就班提拔；而app家取得成就，就以其它方式提高其社会地位、科研条件、生活待遇等。

 

“在什么岗位承担什么责任。让做学问的人，安心做学问；让当官的，专心做官。各走各的路。”这是戚发轫开出的“药方”，他说，“不能因为科研干得好，就拿封官来奖励app家；也不能以学术成果多少和职称高低，来考核评价行政管理者。”

 

“故事会”将近结束，有个委员说，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自从当官之后，论文反而比没当领导时多了4倍。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贪污了下属的科研成果，另一个就是造假！”戚发轫很是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