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昨天（3月10日）在全国人大手机版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我国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1万人，就业形势严峻。国务院已经专门下发通知，加强大学生就业工作。记者10日从北京多个区县人事部门获悉，北京严控“双外生”（双外生：指外地院校的外地生源毕业生。针对北京，通俗地讲，是既没有北京户口，又没在北京念大学的毕业生）的政策今年仍然不变。

 

尹蔚民介绍说，今年全国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1万人，加之今年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因此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同样严峻。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加强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关通知。其中提出，将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到城乡基层、到中西部地区就业；鼓励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更多地吸纳大学生，这些企业将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

 

同时，今年还将允许高校的一些科研项目和科研单位的一些科研项目，吸纳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做项目的研究助理，来延缓一部分大学生的就业时间。在他们工作期间，可以签订服务协议，给予相应的报酬，可以用科研费来列支。

 

 

对于大学生就业所面临的户籍问题，尹蔚民表示，除直辖市外，其他城市吸纳大学生将放开户籍。

 

2007年，一则北京严控“双外生”进京的消息引发了争议。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朝阳区人事局表示，当年严格控制“双外生”进京指标，朝阳区原则不予审批外地生源、外地院校毕业生进京。

 

此后引发的一项调查中，有近九成的受调查者不赞同北京严控“双外生”的做法，一些意见认为这将限制人才流动，同时有反对者认为此举将导致黑市户口泛滥。

 

去年的媒体报道显示，北京继续严格控制“双外生”，既非北京生源且非北京院校的毕业生除艰苦行业、远郊区县外原则上不能引进。

 

 

朝阳区新源里中学总务处王行前主任介绍，近年来，该校招收“双外教师”较以往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学校人员编制紧张。“即使是北京高校毕业的外地户籍师范生，想留在北京也很难。”

 

据王主任介绍，按照教委要求，学校招收教师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国家重点师范院校毕业、研究生以上学历、教授极缺科目。学校招收教师要先报教委审批。教委按照学校编制，予以审批。一般是一个班级配给4、5个教师，按照班级数量确定教师编制。

 

王主任说，最近几年学校招人规模缩减，主要是生源下降，班级数量减少，教师人数相对增加，客观上压缩了学校的人员编制，导致引进新人困难。

 

 

 

唐钧表示，与国外的高校相比，明升中国的高校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国外的高校大多与地方没有任何利益关联，但国内高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地方财政，大学生就业的“地方保护主义”，跟“高考录取地区差异”实质相同。当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问题，各地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消化”本地毕业生，在本地毕业生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进而产生“排外”倾向。

 

相比其他地区，北京高校众多，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进京的潜在和现实利益诱惑，“留京”是北京生源和北京毕业生的第一选择，所以北京就业压力本身就很大。如果对“双外生”放开，势必无法消化。这种原因应该可以理解，但客观上讲，行政上的“严控”，对人才流动是不利的，这个要从地区差异、户籍制度等问题去考虑，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熊丙奇认为，目前并不是大学生挑工作，一些学生已经接受了搓澡工、零起薪之类的工作，可大学生的观念转变了，社会观念没变，舆论指责这些从事低端行业的大学生，认为是自我贬值。现今社会没有形成“劳动光荣”的就业观念，但实质上，只有各行各业都有大学生存在，才能更好地带动社会进步。

 

国外的大学生数量虽多，但发达的第三明升发挥了强大的吸纳能力，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法律、心理、教育等第三明升发展程度不高，“国家的明升结构应该有所调整，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

 

 

 

我出生于1950年，老家在湖北仙桃。1972年，通过选拔进入武汉大学德语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时，由于燃料明升手机工业部引进了德国产的大型化工设备，我们专业一共四名同学一起，分配到了北京，进了燃化部。

 

当年武汉大学有90多名毕业生都分配到了北京，我们那时候是纯分配，根本没有现在找人托关系或者自己应聘这些概念。

 

1976年至1978年，中央机关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从各部门抽调干部充实公检法队伍，我就被分到了公安部。

 

从武汉大学到燃化部，再到公安部，这几次变化没有一次是自己的主动选择，我们这一代人，组织让你去哪就要去哪。

 

1977年，我同学的岳母给我介绍了一个医生，对方家里是北京的，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分配到北京工作，还找了个北京姑娘一起过日子，这些在当时都让老家的人特别高兴。

 

 

我大学毕业是在1991年，从山西考到吉林，分数比北京的孩子要高很多。毕业那会儿，虽然还是分配工作，但很多同学家里都开始托关系了。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一家设计院工作，属于事业单位。但是我一直都喜欢外贸，所以坚持在对外经贸大学听课、学外语，想着有机会能换一份工作。

 

1996年，我参加了一个大型国企的招考，也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考了第一名。可当时单位正在内部调整，人事关系全都冻结了，无法换工作。

 

这一等又是三年。到了真正要调动工作的时候，单位给我算了一笔账，违约金、培训费，甚至连出差的机票钱都给算上了，一共让我赔5万块钱。为了换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认了。

 

换工作那一年，正赶上我结婚、老婆怀孕。老婆也是我同一个单位的，本来按单位规定，我离职后老婆也必须要走，但因为她怀孕了没办法让她走。可是单位把我们那一间宿舍收回去了，于是老婆挺着大肚子，跟着我开始了漫长的搬家生涯，四季青桥、北苑、亚运村、紫竹院，两年之内，我们搬了八次家。直到儿子出生，我们都没住上自己的房子。

 

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已经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在海边也买了一套房子，儿子在一家很不错的小学读书。感觉现在终于在北京扎下了根，儿子不用再受我们当年的苦了。

 

 

我是今年最倒霉的那一类毕业生。首先，是个女的，现在从公务员到文员，人家都是优先考虑男的。而且，我还是个学金融的女的，现在都金融海啸了，谁需要我这样的啊。

 

在我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去年年初吧，我们家在北京的亲戚就开始帮我联系工作的事情了。当时联系了一家证券公司、还有一家国企，对方态度都还不错。可谁知道后来就经济危机了啊，证券公司根本不再进人，国企的态度也变了。本来嘛，都是不错的单位，人家北京学生还安排不过来呢，我这样家不在北京、学不在北京的女金融硕士，就更加没有优势了。

 

我已经准备了找工作、北京考博和本校考博三种方案。找工作还是首选北京，因为我男朋友已经联系好了北京的工作，在铁道方面的一家设计院。就算工作不给解决户口，我也认了，反正一家有一个北京户口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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