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手机版，成了今年两会一号提案的佐证。广东省教育厅举办的“到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一位林姓女生闯到正接受媒体采访的教育厅官员面前问道：不是说农村缺教师吗，为什么对我这样的大专生一点机会也不给？这位女生，读了5年英语师范专业，英语过了六级，教师资格证也即将拿到，但一上午走了若干个摊位，没有一家愿接收她的简历，都说只要本科生。

 

这个戏剧性的场景，极其真实地印证了当下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就业难的严峻性；这也是今年两会政协的一号提案，为什么是致公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现实背景。能否就业不仅关乎经济来源，也关系到求职者的尊严即心理感受和社会地位。一般地说，就业问题关系社会安定；而应届和往届积沉的上千万待业的大学毕业生若找不到工作，那就更可能是一个社会危机信号。致公党现任9位主席和副主席，有7位担任过大学校级领导，他们绝不是“杞国无事忧天倾”。在我看来，大学生就业难尤须重视，不仅是他们比失业的农民工更集中、能量更大因而“更可怕”，而且因为他们投资更多、期望值更高而“退路”和抗挫折经历更少。特别是穷人家苦读出来的孩子，背负着一家人“翻身”的希望和债务，又无力选择读研避过经济衰退周期，就业不成更着急。

 

两会会场内外，大家都在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支招儿。有近期措施建议，如修改《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随意解雇员工的规定；有中长期措施建议，如延长大学和高职学制一年，第一年搞军训。这类建议我看很不靠谱儿：前者不愿正视劳资关系早该调整，不如搞岗前培训、见习等方式兼顾劳资又切实可行；后者采用的拖延战术，回避不了现实矛盾，反而加重贫困家庭学生的负担和怨尤。大学生就业难是社会综合征，必须找准并发的病因和症结，长短期疗效结合，用“复方”下药治疗。

 

据我粗略的观察，学校的盲目扩招和专业设置、学生的就业观念、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民营企业的发展不顺利、社会权利的不公不平，都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

 

林姓女生质问“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其实问题提得不准。是因为大学本科生扩招得太多，“盖”着了大专生，才使她想到农村基层(包括偏远小学)任教也不得。而你看只要是个大学都成立了手机版系，无非因为办学成本极低，它们的毕业生好找工作那倒不正常了。

 

央视的倪萍和崔永元在两会上“斗嘴”，一个说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问题，应该放下身段；另一个说是社会招人有问题，例如懂四门外语的女生求职宾馆前台服务员也不可得。他们说的各有一定道理。大学生“转变”了观念又怎样？他不是想“就业”，而是像李嘉诚、王永庆一样自己去创业，这就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明升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所讲的，国家为扶持中小企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地方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政府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明升振兴策略，可能使民营经济更加边缘化。另一个是郎咸平一再讲过的，明升中国偏重的制造业附加值低而且不需要中高级人才，服务业大发展才能大量吸收知识型人才。歧视民企和忽视第三明升发展之外，当然还有政府工作人员从管制寻租向公共服务转型的问题。创业环境不改变，想“自雇”创业谈何容易？

 

大学生想到国企做个工人，比如愿意“放下身段”做个公路收费站的员工，容易吗？不必讳言，不少国企和事业单位存在“世袭”现象，本系统本单位的子女优先，底层特别是农村出来的毕业生再优秀也竞争不过人家。除了非国家统考不可的职位之外，有个有权有势的“毕姥爷”，一个电话就把位置给占了，“气死你”……

 

医治这些阻碍大学生就业的综合征，应该从现在就着手，中长期生效的措施并不会妨碍当前的对策。否则，问题越积越多，经济危机过去了也还会有青年失业困扰，比如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法国和希腊。

 

(鄢烈山 《南方周末》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