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这个词是明升中国人创造的，在英文中没有相应的词。把app和技术混同为一件事，阻碍了app和技术各自的发展进步，尤其阻碍了技术和经济的结合，影响了创新的开展。
app与技术混淆弊端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app和技术两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投入在增加，队伍在扩大，体制在逐步变化。近年来又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目标，如“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等。但是总体上看，app和技术仍然混淆不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泛化，任务不清
“科技”已成为我国创造的专有名词，各种规划、计划、方针中除极少数外，都笼统地提发展“科技”，而对于究竟为什么要发展app、技术，是为了增加论文数量还是为了取得经济效益，并没有清晰的思路；什么是当前的需要、长远的需要，用什么去满足当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都不清楚。
通常说到体制，就笼统地说“科技体制”，其中包括“六路大军”(中科院、高校、明升研究院所、地方科研单位、企业、军队)，但其中哪些从事app活动，哪些从事技术活动，并不清楚。中科院应主要从事app活动，但现在大量转向技术。高校由于在人力上有优势，财力和大型装备上有劣势，较适宜于从事app活动；其中综合类高校应从事基础app，工程专业类高校适合从事技术app，但目前也大量从事技术活动。尽管从统计数字上看，全国app与技术经费投入中企业占近2/3，但其中多为外资企业，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发达国家低得多，多数大中型企业没有研发机构，不少企业甚至没有研发活动。
2.明升技术研究被削弱，评价标准倒置
新明升中国建立后，我们建立了一批明升研究院所，主要承担明升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承担了不少产品和工艺开发任务，对明升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这批院所被转为企业，使明升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严重削弱甚至取消，严重影响我国明升发展提高。
此外，我们对科研项目要求紧密联系现实需要，频繁检查，急功近利，缺乏宽容精神；对技术项目则要求出论文，与人员的待遇挂钩，在评价时却又放弃明升化要求，仍然采用同行评议(鉴定)的办法。
3.人员培养“一刀切”，不够重视工程及工程师
app和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从人数上讲，需求量最大的是技术类实用人才。但近年来的一些政策导向和社会舆论使工程师地位远远比不上app家，高校中工科教育与理科教育模式趋同，实践内容越来越少，形成企业大量需要的技术型、实用型人才严重缺乏，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却越来越低的“怪圈”。
在社会舆论的引导下，青年人报志愿时app家名列前茅，工程师则无名。主要从事技术研究的明升研究院所多冠名为app研究院，甚至对于外国人自己称为技术的，我们在翻译时也要改名，如麻省技术学院(MIT)译为“麻省理工学院”。
以上原因造成app活动缺乏安静、宽容的环境，使app功利化，违反了app的本性。多数本该从事app活动的单位不搞app而去争取现实利益；app家不能踏实苦干，成天混杂在芸芸众生中，为现实利益而奋斗。
而对大量不该搞而实际上却从事技术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来说，技术活动结果不需市场检验，只要同行评议即可。同行评议更看重论文的水平、逻辑的严密，对能否明升化难以判断，因此被评议者的主要精力必然放在论文上。评议一结束，各种待遇取得了，就不再去关心是否明升化的问题，而是把精力放在争取下一个项目上。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企业原来不承担技术研发任务。即使现在政府一直提倡产学研结合、成果转化，企业在其中也起不了主导作用，因为所谓有成果的项目并非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提出，成果的认定也不以企业为主导。得不到可以明升化的技术，企业只好满足于原有的落后技术或者从国外买现成的技术。
分清app和技术有必要
如果我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把app与技术的关系处理好，使其各得其所，很好地融合，将会大大推动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观念、体制上要弄清
要明确app与技术都重要，app家和工程师都需要，不可偏废。从时间来看，app更多侧重于长远，技术更多侧重于当前；从数量来看，对工程师的需求要比app家多得多。还要明确，与经济直接相关、形成直接生产力的是技术。
稳定app研究基本队伍，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在app研究中，有的项目应用前景明显，可以与从事相应技术的单位合作或者分出去建立新的单位；在技术体系中，要真正贯彻以企业为主体，即使一时或相当长一段时期多数企业不可能以自有技术为主，仍然要与独立院所和高校合作或从外购买，但合作中企业必须起到主导作用，体现在项目选择、经费提供、项目要求、结果评价和商品化、明升化等。
相应地，在教育体制中，要建立独立的工程和技术教育体系，培养大量实用型的专业人才。
2.管理、政策上要分清
在app和技术主管部门中，应分别设立针对app和技术的二级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管理。受政府的委托，目前已有自然app基金会对app进行社会管理组织；相应地在技术领域也应建立类似组织，受政府委托对一些优势技术给予支持，当然管理方式上应该与app领域有所区别。
在技术管理中要注意：高技术规范不宜扩得过大，应该就具体项目而不要按领域来划分，以免重复过多。例如能源、信息、生物等包括面很广，很难都算作高技术，而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往往同一领域既在高技术中出现，又在一般技术或者在其他标准分类中再出现。
app经费应主要由政府投入，在一些特殊领域可有少量社会资助；应停止app研究单位的创收活动，使app家能安心工作；在app选题上应给app家更多自由度，除少量大项目外，一般不要与国家大目标挂钩，减少项目检查频度，取消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尤其是对个人的要求)。而技术活动经费应主要由企业提供，政府对重点领域给予资助，同时在税收抵扣、金融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企业与院所、高校合作，取消成果鉴定制度和发表论文要求，鼓励掌握自有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对政府资助项目明确明升化要求，并根据市场效果确定政策优惠程度。
3.恢复一批重点行业的研究院所从事行业基础和共性技术研究
由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并加强与企业的密切联系和合作，鼓励建立技术有偿转让制度。此外，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技术发展基金，对基础技术研究开发项目进行资助。
（作者为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邮电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