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华南虎事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3月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冬季华南虎野外调查还未结束，照片鉴定工作尚无进展。目前未发现华南虎实体及活动痕迹的确凿证据。

 

目前，国家林业局已在陕西镇坪县和周边的平利县一部分区域确定20万公顷的调查范围，等到冬季华南虎野外调查结束、进行数据分析之后将发布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是针对照片真假与否，而是判断野外资源的状况，即在特定的某段时间里，这个区域是否发现华南虎。”印红说。

 

印红表示，国家林业局作为中央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的主管部门，主要任务是保护和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包括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野生动物利用的管理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国家林业局与陕西省林业厅主要是业务指导关系。印红称：“关于华南虎照片的真伪问题，国家林业局已经要求陕西方面查清事件的真相，国家林业局对推进查清虎照真相的态度没有改变，我认为陕西方面有能力查清这件事件的真相。”

 

此前，有很多舆论认为华南虎事件主要是陕西省林业厅为了获得野生动物保护资金。对此，印红回应称，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的申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首先要调查资源情况，再根据种群状况制定保护策略，确定是中央投资还是地方投资，然后再按照项目审批程序提出申请。

 

 

徐源远 全国人大代表

 

张成福 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新京报：从华南虎照真实性受质疑，至今已130余天；自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政府指令陕西省林业厅进行“二次鉴定”，已有80多天。然而，二次鉴定结果至今未出，真相不明。你觉得，拖延这么长时间没有真相，是否正常？

 

徐源远：我想对于照片真假的鉴定，技术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只希望政府部门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及时向公众公布。

 

张成福：我倒不是很关心虎照真伪本身的问题。透过虎照事件我们更应该看到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信任问题。有人创造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所强调的一个现象就是，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互不信任，会带来很高的成本。

 

当然，我们强调信任问题并不是否认质疑的价值，相反，质疑往往是达致理性信任的途径。但关键是，作为老百姓期待的权威机构，政府应该对质疑持更积极态度。

 

新京报：如你所言，很多网友也认为，虎照本身的真伪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你觉得，虎照事件是否有损政府公信力？

 

张成福：从网友和舆论的反应来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主要是政府反应不够积极，甚至有些消极。然而作为整个事件的当事方，政府是有义务对老百姓的合理期待作出积极回应的。现在的确有一些官员担心，老百姓的质疑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但事实上，政府对老百姓的合理期待反应消极，反而容易让老百姓产生别的想法。

 

 

新京报：陕西省林业厅、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林业局，是否存在推卸责任、渎职的问题？

 

徐源远：这个要靠有关监察机关来界定，需要对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调查。

 

张成福：推卸责任的嫌疑是存在的，但还谈不上渎职问题。

 

新京报：国家林业局认为自己没有直接启动鉴定的权力，并提出相信陕西省政府能处理好这件事情。这里面是否有把球踢给陕西省政府的嫌疑？国家林业局作为林业部门的最高机构，是否有权力对陕西省林业厅的某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否有权力和责任直接启动二次鉴定？

 

张成福：按照明升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央政府首先应该尊重地方政府处理本辖区内问题的自主性。但是，作为上级机构，国家林业局同样负有监督、督促的权力和义务，因而我认为作为上级机构，国家林业局应该作出更积极的反应，而不能以尊重地方政府行政的自主性而消极行政。

 

 

新京报：陕西省林业厅以没有官方鉴定机构愿意承接二次鉴定为由，来解释二次鉴定为什么尚未启动。你觉得这个理由是否合理？事实上，此前某官方网站曾正式委托数家民间鉴定机构，对虎照进行了鉴定，这些鉴定有没有公信力？

 

张成福：我认为app鉴定问题不存在官方与民间的问题，只要具备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机构均可参与鉴定，而且现代社会中，许多公共产品是由民间机构提供，政府进行采购的。况且就虎照鉴定而言，并不存在技术问题。

 

新京报：几个月前，国家林业局曾在手机版发布会上透露，虎照二次鉴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几天前，经媒体报道才知道，二次鉴定至今尚未正式启动。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再一次令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怎么看待政府的信息发布真实性问题？

 

徐源远：对公众关注的事件，政府有责任及时发布真实的信息。如果公众认为信息公布不及时，不真实，是政府的问题，舆论有权利对其进行指引，推动事件的解决和发展。

 

 

新京报：可以预想，将来二次鉴定结论出来，仍会有公众对结论不信任，因为鉴定是陕西省林业厅委托的，而其作为当事人是理应回避的。那么，能否考虑启动某种监督程序，对整个事件包括是否有官员渎职的问题，进行彻底的、独立的调查？比如，人大或者政协启动专门事项的调查监督程序。

 

张成福：从法理上来说，陕西省政府及陕西省林业厅作为事件的当事方应该回避，因为任何人均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但是，行政法学界一直存在一个争论，什么案件是自己的案件？就虎照事件而言，陕西省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作为案件的行政管理方，是否就是案件的当事方？是否就不能介入事件的解决？

 

我的观点是，不能机械化、绝对化。事实上，作为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事件进行管理还存在一个好处，那就是给地方政府自我反省、自我改正的一次机会。当然，政府可以采取一个更容易让老百姓接受的方式。比如，邀请第三方参与鉴定。但要上升到人大、政协参与，甚至启动司法程序，那就大可不必了。

 

徐源远：虎照本身只是一件小事，但现在变成了一个让公众质疑的公共事件。相信直接相关的责任政府，有能力尽快处理好这个事件，在明确的时间内，向社会公布真实的信息。如果单纯因为要弄清虎照真假，必须要更多的部门介入、调查、监督———越拖，越是兴师动众，才会越损害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新京报：对于政府而言，华南虎照事件有哪些教训需要总结？

 

徐源远：政府可能有时还没有做好坦然应对的准备，缺乏成熟的应急机制，以及足够透明的信息公开程度。坦然、坦诚面对问题，面对公众质疑的态度，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关键。

 

新京报：事实上，政府如何面对民意，如何应对公信力危机，是一门必须研究的课题。

 

张成福：为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首先必须提高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度。老百姓有知道事件真相的权利，政府有告知真相的义务。

 

其次，日常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政府必须强化与老百姓的沟通。政府与民间的信任必须通过沟通才能达致理性信任。

 

再次，许多公共事务管理应该强调公民的参与性，包括参与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过程、政策执行绩效评价等。一方面公民参与是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可以提高公民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强公民的责任心。

 

最后，政府必须少说多做。政府只有通过有效的行动，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