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杨承运将启程赶赴四川，参加由于汶川地震而延误的四川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在启程之前，杨承运向记者表达了他对高校存在大学精神层面上的缺失现状的担忧。面对这种缺失，他表示“育人为本”应成为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精神的关键所在。

 

 

“大学的精神首先要强调的是‘人本’的精神。作为高校的老师，我们的首要工作便是教书育人。”在采访中，杨承运表示，在教书育人的理念方面，目前有的高校有的工作做得并不完全到位。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扎根在心里的是在学校临街大楼上的五个大字：‘为祖国而学习’。在大学的时候，喊得很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有‘螺丝钉’的精神。那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以为学业有成就一定能够全身心地去为祖国、社会作贡献，因此在学校真个是处处充满激情。”

 

几十年后的今天，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已经大大不同于前。不仅是传播知识，还有app研究、社会服务等。而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上大学的认同，也大大地不同于前。简单地说，是更加实际了，进一步说，其突出的表现则是“急功近利”了。

 

作为一名教师，杨承运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不少学生更关心学某门课怎么样才能轻易地通过考试，怎么样才能拿到高分，自己的论文能不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怎样才能对自己出国留学有所帮助，而在app探索和学术追求方面就相当淡漠。

 

学生如此，家长更是。不少家长则为了子女能进重点小学、中学，倾囊竭力；为他们能考上名牌大学，力尽所能，有的甚至退职陪读，洗衣做饭。这不仅是为了光耀门庭，还有着要累积知识资产，发家致富的追求。

 

“大约十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年仅四岁的女孩子，画画非常好，很有美术天赋。有人问她长大了做什么时，她回答说‘我要当画家呀’。问她‘为什么当画家呀？’答说‘画家能赚大钱呀’。好长时间这篇报道让我郁闷不已。”杨承运说。

 

而在社会舆论方面，报纸上大幅的广告是“应试大师”的讲课班。影视和广播中在宣传“一夜成名”、“绝招暴富”的故事。“教育明升”、“教育市场”一度充斥报端，有一个大报声称，“教育明升”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教育的发展不仅仅在于人才培养在几年之后所产生的价值，一所学校办学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商机，其价值已经大于封闭的教育。

 

在教育领域，也有了一些说法：片面大谈所谓“个性化教育”，而不讲求“社会性”，以至于随之而来的说法：“学生就是上帝”。因为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理由：“他们是花了钱的。”

 

杨承运说，这自然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今“大办教育”、“办大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个样子吗？当今我们社会所亟须的“人才”、我们担任光荣育才重任的“教才”，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吗？这同我们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是“吻合”的吗？

 

“教育是知识充电以求发展，这是目前的一种时尚；应该说，入学之初，有这种想法也不为错。但是仅止于此就大大不够了。学校就有责任和义务把它放大、扩展、深延。”杨承运说。

 

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还说过，“学生要有‘骆驼样的精神’。其表现就在：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

 

“在经济大发展中，我们的高教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前瞻，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回顾，还要重温和梳理古今中外先贤们的教诲，认真地汲取其教育思想的精华，回归教育的主旨。”杨承运说。

 

不过，对于当前如何处理好学校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方面，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以及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方面，在科研与教学、学校与社会的沟通与供求关系方面，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理念、举措以及它们的关系等方面，的确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思考和均衡处理。在杨承运看来，目前较多高校对于广大学生的“养成人格”、“锤炼精神”、“提升责任”的教育和引导还是很“单薄”的，不够有力的。

 

杨承运说：“学生要有一种对家庭、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而这一点，并不能仅仅靠大学来‘补课’。要让小学、中学、大学形成一种相互维系、推进和提升的教育和情感的网链。”

 

 

在采访中，杨承运为记者举出了以下一些事例。

 

我国近代地质学先驱、地质力学的创建人李四光教授，原是造船专业的学生；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只有中学学历，根本没有读过大学；被称为“地质学之父”的英国app家莱伊尔，原本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一位律师，在大学期间，他还学习过哲学、语言学；北大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毕业于北大明升手机版院；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曾就读于中文系，多年来他的名著《热力学》，是物理学的基础教材，王教授晚年还编写了《汉语大辞典》。

 

杨承运说：“这就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蔡元培老校长的话：‘我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文理是不能分科的’，还有‘以美育代宗教’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提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因材施教’的办学方针，可以说是对先哲的教育理念的继承和新的具体体现。”

 

“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大学精神，归根结底还是要体现在师德高尚、学业精湛的教师，以及成绩突出、学有所成的学生方面。”杨承运说，“以往的一些事例告诉我们，学生成才的过程中，他所取得的成就优势并不局限在自己原有的专业，这就要求我们在学科和专业培养的同时，注意提供宽广的通识基础和app人文的氛围，其关键就是要‘真美扬善’。”

 

“为什么要把我们常说的‘真善美’换成这样的说法呢？”杨承运是这样解释的，“真和美是同一个层面上的、相通相成的，可以说，真就是美，美就要真，而扬善又是和抑恶相对相成的。大学就是要做到‘真美扬善’才能育出‘真人’。这就是陶行知先生说的学校一定要‘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含义。”所以说，“大学要成为‘真美扬善的殿堂’才是真正的大学”。

 

杨承运说：“可见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还是不同的，还是有所侧重的——中小学应该培养学习的兴趣，打好学习进步的基础；而到了大学，则应该在激发出的学习兴趣上‘论学’以小成，随后是进一步的‘通达’而大成。在大学里，没有这方面的培养，大学是出不了人物的，出不了人物，大学精神就是一句空话，根本无法得到体现。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各个阶段的‘乐群’、‘亲师’、‘取友’，不就是品德培育的体现吗？”

 

在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美丽心灵》中，诺贝尔奖获得者施蒂夫·纳什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他的一个“博弈猜想”，在高校现行的管理体制下，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不要提倡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呢？答案当然是“要”。

 

在国内，有“当代毕升”之称的著名app家王选，也是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激光照排的科研项目。“我们是否还应该提供一个适当的空间，让这些有想法的人，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和兴趣来完成他们的科研设想？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杨承运说。

 

“蔡元培曾说过‘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我的认识是，教育要引领潮流——这就是积极发展、求实向上、世界大同的潮，而绝对不能随逐‘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的流”。在采访中，杨承运表示，奔“小康”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有人把好学校比作“净土”、“圣地”，以期能在这方远离喧嚣的环境里“修炼”学术，“顿悟”成人。但如果教育这块“净土”、“圣地”也带领大家人人向“钱”看，那么社会早晚就会汇成一滩污泥浊水，团结、稳定尚不可保，又有何“小康”的前途可言？

 

几年前，媒体曾评选过国内最受推崇和享有盛誉的十大校长，结果是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10位校长入选，而评选结果的一段附文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明升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

 

“这些校长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也是卓有创见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张伯苓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些都是近代教育的箴言和该校的真实写照。”杨承运表示，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一座大学的校长可以是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的建树，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但最重要的是，他一定是一位潜心学术的学者，一定是一位有思想的教育家。

 

目前，一些学校努力扩大校园面积，购买仪器设备，在杨承运看来，这本身并没有错，“看到自己的不足，想先把空间弄好，这个想法无可厚非，但如果因为忙于这些事情，耽误了教师层面的培养，甚至把办教育当成一种商机，这就不对了”。他表示，高等教育应该培养的是一种开放的教学和app学术研究氛围，而不应该把重点只放在这些物质层面上，忽视了办学的根本。

 

“在育人方面，高等教育要做整个教育的中流砥柱。”杨承运说，高等教育的大旗要是摆好了，确实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中，考察、侧重、推延等等都与大学中的主流观点有很大关系。高等教育绝不能“随商波逐钱流”，而是在教育的本位上起到一个不可代替的支撑和牵动的作用。

 

在杨承运看来，大学的重要责任就是要保证自身的高尚，并保证教育出来的人才能够卓有成就、引领潮流。“如果大学在这方面做得不到位，不但会贻误国家，也必将贻误本人。大学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也敢于做时代的中流砥柱，为国家民族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app时报》 (2008-9-16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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