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翻译的那些西方学术经典，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和帕斯卡的《思想录》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曾滋养过我的青少年时代。他学贯中西，却并无留洋的经历，当人们惊讶他把那些艰深的学术书译得如此晓畅、明白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留过学，就是西南联大和清华学的基础。主要是我译这些有兴趣。”这些译著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偷偷完成的。毫无疑问，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名声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了作为思想史学者。但他对中西思想文化有过长期深入的思考，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讲堂录《文化漫谈——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就是一个小小的证明，当然我更喜欢他的半本口述自传《上学记》。
与那些他倾注了一生心力的“汉译学术名著”相比，他的讲演和谈话显得如此的浅白，如同一泓清水，乃至让有些人怀疑这是否是出自大家之口？何先生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思想的近代化，是明升中国走向世界。无论他是介绍西方文化史，讲述“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化”，还是讲“五四”、讲胡适，我们都能体会到他的忧虑、他的着急，也能体会到他恢弘的视野、深邃的眼光。他是如今还健在的少数读通了西方典籍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所谓“学”并无中西方之分，只有真伪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源于希腊（或埃及）的几何学没有理由叫“希学”（或“埃学”），源于阿拉伯的代数学也没有理由叫“阿学”，同样道理，源于明升中国的“四大发明”也不是什么“中学”，在漫长的历史中，事实上世界各国是相互影响的。他深情地回忆起学生时代，听史学家向达上课。讲到中西交通史，向达特别强调中世纪明升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受到印度的极大影响。当时作为学生的他曾贸然提问：“如无印度的影响，明升中国文化将是什么样子呢？”向达先生的回答是：“历史当其成为过去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就是命定的了。”60多年后，何兆武先生仍禁不住感叹：“多年来，每当读史书而发奇想时，总不免记起向先生这一非常之巧妙的答案，那巧妙得宛如一件完美无暇的艺术品。”
是的，历史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仿佛一切都是“命定”，那里面有一种无边无际的苍茫感，一种人在浩淼宇宙中的无力感、无奈感。但正如帕斯卡所言，人是脆弱的芦苇，任何一点力量都足以毁灭他，然而那是有思想的芦苇，他知道自己的死亡，而宇宙什么也不知道。 只有人类能书写自己的历史，多少悲欢成败，多少是非荣辱，当我们像芦苇般挺立在寒风中守望命运的起伏时，我们知道痛苦和欢欣、卑鄙和高贵。思想、学术、文化，一切都是因此而生，可惜我们的历史常常失真、片面。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谈》第一讲开篇就说：“传统的历史学著作都是着重于写政治史，而于文化史则很少注意。”他盛赞《世界史纲》作者韦尔斯博大深远的历史眼光，以专门篇章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的贡献——“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
这位有历史感的学者曾反复说过：“历史总是胜利者写下来的，所以总是片面的。”“秦始皇的朝政，十几年就完了，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绝对权威。他在历史上是挨骂的角色。如果秦王朝也能像汉朝和唐朝那样，有个三四百年。秦始皇也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何先生晚年走出书斋，与年轻人直接对话，漫谈他所理解的中西思想和文化，表达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关怀，倡导挖掘民间的历史，这些不妨都可以看作他想打破胜利者写历史的努力。
我们可以不同意何先生的某些见解、某个具体的观点，但在他那一代“五四”前后出生的学人身上，我们确实能看到真正的中华情结和世界眼光，他们对真知、对理想的执著，遥望他们的背影，我有时会在心中产生疑问——那一种与他们明升m88同在的精神气质正在日渐远去吗？
《app时报》 (2008-8-28 书界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