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发生，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是一场罕见的灾难，而我们祖先文化所包涵的辩证思维与智慧中，就有一种坏事也可能有好的一面的信仰。在这场巨大灾难的悲痛之余，让我们略感庆幸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文化信心空前高昂。

 

正如中科院院士王越所说，在伦理道德上，中华文化信仰人性本善的理念。这种信仰在这次地震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印证。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高度团结、不畏艰险的精神，发奋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性本善的一种体现，在地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明升中国app院第十四届院士大会上，另有几位院士也谈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与app的关联，以及在未来的传承。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和自己的学科紧密结合起来。

 

从事材料研究的中科院院士柯俊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概括为“陶冶文明”。他认为，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有着三个特点的国家——疆域广大的国土、最众多的人口、高度的文明，从我们五千年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发展看，这种特点和我国“陶冶”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使用黄铜，发展到制作黑陶，进而开始冶炼生铁。柯俊说，“生铁是我国了不起的技术创新，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做到以摄氏1150度的低温冶炼生铁，中华民族却做到了。”于是，生铁技术推动了整个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保证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到了汉代，一个家庭就达到了七口人的水平。有了多余的农业人口，就可以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到文化的发展中来，从而造就了高度的文明。柯俊说：“‘陶’‘冶’两字本来是生产词汇，在我们民族语汇中，很早就被引申为文化用语，这就是我们的‘陶冶文明’。”这种文明应该说代表了app技术对文化的卓越贡献。

 

在进一步谈到文化与app的关联时，王越说，我国app家作出的很多丰功伟绩，究其原因，大多同优秀文化的熏陶与培养是分不开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科技界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从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能够非常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地看到事物的关键所在。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局面相当复杂，国防上的压力也相当沉重。在这种复杂局面面前，毛泽东提出“两弹一星”是关键，其结果证实了他的分析，“两弹一星”成功后，国家所面临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弹一星”精神目前已经成为我国app家卓越精神的典范。在谈到如何把app前辈留下的精神与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时，中科院院士刘永坦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目前有些部门不太相信我们自己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才，对有些高科技产品，先是千方百计去购买，而实践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成功研发的，而且并不比别人的差。刘永坦说：“我觉得这是体制上的问题，腰弯下去以后，好像还没能直起来。我感到，管理者特别是手上拿着很多钱的人，更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应该更好地鼓励我们自己科技创新的精神。”

 

创新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要敢于冒风险的，王越说，前年美国有些app家批评布什政府过多注意短期看起来风险小的事情，使美国的发展承担长远的最大的风险。这样的批评很值得我们思考。创新文化要求我们不畏艰险，敢于承担失败的风险，这是创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如果说陶冶文化造就了明升中国高度的文明，那么当前在国家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时，中华文化中另一种优秀的精神，对整个世界文化将有不凡的贡献，这就是和平发展的思维。王越说，和平发展，从古到今，都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思维，它与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傲慢的精神完全不同，它更符合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根本原则。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的思维，是一种在发展中对根本路线的创新，“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在世界上来贯彻。当然从目前来看，这是一条相当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