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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晓征 来源: 发布时间:2008-8-14 2:15:11
书评:明升中国人的“尊师重教”
 
明升中国人一向尊师重教,以往凡是书香门第,都要在堂上立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作为一生的敬重。学生延师就学以后,要称师为“先生”或“老师”,自称为“受业门生”,从此不但要“有酒食,先生馔”,而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但是这种尊师重教的传统,越到后来,越有名无实。在“官本位”的社会,师生之间的尊卑,最后要取决于官位的大小。双方的社会地位一旦发生改变,师生关系就要重新调整,真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寥寥无几,而倒行逆施者反而不少。据《汪穰卿笔记》介绍,清末的官场上,通行过一种风气,“凡门生官骤进,适踞老师之上者”,就要“以红毡拜于老师之门”,断绝师生名义,称为“断门”。做老师的更不可妄自尊大,要主动去禀见学生,缴回以前收下的门生帖子,师生名义从此一笔钩销。
 
传统走到后来有名无实,说到底,是科举制的后果。科举制度的出现,使师生关系面目全非。读书人一生孜孜以求,最后要取决于考官的识拔。于是乡、会两试的考官,就成了人一生荣辱的关键。因此考生及第以后,虽然与考官从来没有师生关系,照样要将考官认作“恩师”,而自认为“门生”,从此一生都要感恩不尽。
 
这种师生关系造成了一种弊端。使考生只记得“赏拔之私惠”,而忘记了“教化之根源”,“报恩之分,往往过当”。甚至“自谓门生,遂成朋比”,座师与门生结党营私,成了后来朋党之祸的根源。因此科举制度行不甚久,唐政府就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下令禁止这种师生结拜的风气,规定进士及第以后,只能向主考官谢恩一次,以后就不许再有这种活动。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六月,中书省又再次下奏,强调“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但是这种风气相沿成俗,屡禁不止。到了明清两代,更是愈演愈烈。据金梁《光宣小记》说,清朝科举虽也禁有师生之称,但是进士及第以后,都要援例拜见“座师”与“房师”,这称为“拜老师”。学生在拜老师时,不但要约时进见,送贽敬、具受业帖、行三叩礼,还要用恭楷缮写履历簿,承认一种依附关系。以后每逢三节、两寿,也要依例进行,只是贽敬可以酌减。所谓三节者,即春节、端午、中秋;两寿者,即老师、师母的生日。
 
学生拜师以后,由师门而及年谊,这对以后仕途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被称为“天然之党籍”。据金梁说,他甲辰会试时,学部大臣荣庆为读卷师。他后来在拜老师时,因为受到门房的阻挠,没有来得及缮登履历簿,对他的仕途颇有影响。李柳溪任学部侍郞时,曾调他入学部供职,结果部令迟迟不发,一问之下,才知道被荣庆压下了,“谓称门生籍中未见其名也”。因此门生之于座师,即使再节衣缩食,这三节两寿的门敬绝对不能少。做门生的如果放下这份门敬,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仕途。同光年间,京城流传一首打油诗,嘲笑那些穷乏的京官,“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穷乏到如此地步,以后就只好走穷途末路了。
 
学生要在仕途上起点更高、走得更远,光靠事后拜师还不够,最好在应试之前,就能够投靠望门。这样一旦被收入门墙,就会有座师的暗中提携。特别是殿试之前,考官要先抄录下策首的几行,然后再行弥缝,这样一来,考官如果熟悉门生的字迹,就可以将卷子置于前列,增加他进入三甲的机会。有人作过统计,清朝到了乾隆以后,进入三甲的,多数是内阁中书和各部的小京官。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同幕后的交易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朝廷各部,已经养成一种积习,各部曹到任以后,要拜本部堂官(尚书与侍郞)为老师,结成座主门生的关系,甚至有“站班请安之举”,其中以户、工两部为甚,而工部尤甚。而会、殿两试的考官、大臣,一般都由各部的堂官担任,京官鼎甲的机会多于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门生可以得到老师的提拔,老师也不是一无所获。除了这三节两寿的节敬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门生的附和,在朝廷内外形成一种势力,以此转移风气、左右朝政。翁同龢在光绪朝成为南派清流的领袖,与他五典乡试、两典会试有很大关系。因为有这层原因,有些人对于桀骜不驯的门生,甚至会折节下交,以此沽名钓誉。例如翁同龢之于李慈铭,不但不以门生对待,还主动称李为“莼客先生”。李慈铭送的节敬,他也一概不收。潘祖荫也是李慈铭的老师,他对李慈铭更是战战兢兢,不但不收节敬,每逢节下,还要给李慈铭一些馈赠,每每嘱咐其仆人说:“李老爷之麸料已送往乎?不尔将踢人。”
 
这种师生关系,也许可以成为美谈。但是其他的互利互惠、沆瀣一气,已经使传统的师生道义荡然无存。一入师门,几等于卖身投靠,师生关系成了政治交易。这当然让很多人不齿。例如,以科举制度论,房师的关系最大。而龚自珍对于房师,向来极不尊重。他已丑年会试,房师是王植,但他中试后,对王植竟然破口大骂,王植无奈地对温叔平说:“依汝言,荐矣,中矣,仍不免骂,奈何?”李慈铭在会试之前,还特意拟了《杜门七例》,第六例就是“不拜房荐科举之师”,所以他对房师林绍年,很长时间都非常冷淡。
 
正因为如此,有人当了大官以后,就将过去的师生名义玩弄于股掌之间。据说,沈宝桢做两江总督时,他的房师孙渠田正任钟山书院的山长,他经常在孙渠田批过的课卷上加上自己的长批,对老师的批语极尽嘲弄,致使孙渠田愤而辞职。袁世凯对老师张季直,最初是以“夫子”称之,后来做了总督,就改称为“季老”,再后做了总统,又改称为“季兄”,开始对老师称兄道弟。张季直曾质问袁世凯:“公之地位逾高,对某之称谓亦逾卑。师降为老,老降为兄,不知兄又将变为何?”袁世凯怎样回答的,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明升中国人的尊师重教里面,实在有很多奥妙。
 
《app时报》 (2008-8-14 书界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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