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罗马奥运会时丹麦自行车运动员死于兴奋剂开始，在大型体育比赛中使用违禁药物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近日，美国专家回顾了过去40多年对兴奋剂的检测工作，认为新技术发展为反兴奋剂体系提出了新问题，医师和科研工作者应提高警惕。该文章发表在《内app杂志》（J Intern Med 2008，264：99）上。
● 反兴奋剂的历史
● 新的违禁方法
● 医师指导下的“治疗性用药豁免”
通过基因技术改变肌纤维的组成和数量，增加肌肉的携氧能力，都可以改善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
40余年历史的反兴奋剂体系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有许多自行车运动员死于服用药物。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相关组织的注意。直到1960年，丹麦一名自行车运动员在罗马奥运会公路赛中死亡，服用兴奋剂的问题才开始受到重视。
兴奋剂检测体系发展
1967年，国际奥委会(IOC)创建了国际奥委会明升手机版委员会(IOC-MC)专门负责处理奥运会中滥用药物的问题。随后，IOC-MC列出了违禁药物清单，并逐渐完善；同时，IOC-MC启动了对检测兴奋剂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随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接手了这一工作，继续完善兴奋剂检测体系的建设工作。如今，这一体系包含全球33个检验实验室，也明确了“违禁使用药物”的几层含义，还定期公布禁用清单(the List)。
禁用清单
刚开始时，违禁药物只包括一些能够在短期内增强比赛表现的兴奋剂，例如苯丙胺、可卡因、士的宁、麻黄碱。随后，雄激素类固醇(AAS)也被列为违禁药物。如今，禁用清单包括一系列禁止使用的药物和一些用于治疗疾病的方法。除了包括传统的兴奋剂和AAS之外，违禁药物还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类药物、人生长激素(hGH)、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免疫球蛋白因子-1(immunoglobulin factor-1)、胰岛素、抗雌激素制剂、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和利尿剂。违禁的方法包括血液回输(运动员在赛前回输红细胞可提高自身携氧能力从而提高竞技水平)、用明升手机和物理方法改变样本、基因方法(用基因工程方法改变细胞、基因等以提高竞技水平)。
反兴奋剂面临新挑战
纽约黑斯廷(Hasting)中心首席执行官默里(Murray)在同期发表于该杂志(J Intern Med 2008，264：95)的述评中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企图使用兴奋剂者提供了更多手段，为反兴奋剂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例如，人们发现了可以影响雄激素代谢的等位基因，这可能成为未来的基因兴奋剂。
这些新技术要求反兴奋剂监测体系有更坚实的app基础和更快速的反应能力。因此，医师和科研工作者必须有“超前意识”，先一步预料到哪些先进技术或治疗手段可能被用作违禁用途，并且找出检测这些违禁应用的方法。
研究者举例，正在临床试验阶段的乙丙昔罗(efaproxiral，RSR13)可以提高模型动物体内血红蛋白的最大氧含量(Vo2max)，所以有成为兴奋剂的潜力。同样，以血红蛋白为基础的氧携带物(HBOC)和血浆扩容药等新药也在2000年被列为违禁药物。用于检测这两种药物的测试在药物被禁之后的几个月内也成功问世。
医师指导下的“治疗性用药豁免”
禁用清单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维护运动员的健康，而非为了阻止医师为运动员合理处方。1985年，违禁清单将利尿剂、β阻滞剂和糖皮质激素三类药物纳入，导致许多需要服用这些药物的运动员不得不中断治疗。因此，从1999年开始，“治疗性用药豁免(TUE)”的概念被逐渐推广。
起初，获得TUE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如果停药，运动员的健康将受到严重危害；服用药物并不会帮助其在比赛中表现；运动员如果不参加比赛可以正常用药；没有其他替代药物可供选择；不允许为以往使用药物申请豁免。此外，运动员还需要提交完整的医疗记录(包括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专业医师出具的证明以及训练情况和比赛内容等材料。
如今，WADA负责审批TUE，相关规定内容基本延续不变。目前可以获得TUE的情况包括：炎性肠病和严重哮喘者口服可的松；心血管病和肾病患者服用利尿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和发作性睡病的青少年患者服用兴奋剂；1型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
雄激素可以提高运动员在比赛时的竞技水平，因此患原发或继发雄激素不足、使用雄激素者若想获得TUE比较困难，需要独立推荐人的观点支持，还需要接受严格监测。除了部分遗传性神经管性水肿的患者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运动员不能够接受AAS，例如年龄相关的雄激素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