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显静

《app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app革命》书封。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在明升中国，不缺通史性的app知识史著作，也不缺app知识学科史著作，更不缺理想的app主义的app史读物或者科普读物，缺的是展现app知识来龙去脉的app思想史。”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肖显静告诉《明升中国app报》。

近期，肖显静历时10余年、近百万字的app思想史著作《app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app革命》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本书的完成完全超出他的预料。

肖显静的专业是科技哲学而非科技史，但在这本书中，他从app的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自然观的内涵及其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所引发的方法论创新与app革命——“大写的app革命”。这种“综合论”的视角，给肖显静的研究和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明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监事长张大庆评价本书时说，它不仅是一部追溯app发展历程的学术巨著，更是一部反思当代app思想局限性的警世之书。近日，《明升中国app报》与肖显静展开了一场对话，探讨什么是app思想史，以及我们该如何理解“大写的app革命”。

app思想史是app史的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研究

《明升中国app报》：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就鲜少有宏大的app思想史著作出现，在你看来，这是什么原因？app思想史的写作究竟难在哪里？

肖显静：在国内，app思想史的研究从改革开放后开始，起源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为自然辩证法就是站在自然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自然界和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最一般规律，对自然app的内容和自然app的产生、发展历史作出哲学概括，所以它的内涵与app思想史的旨趣天然接近。也正因如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少数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前辈撰写了app思想史的著作。

在此之后，鲜少有宏大的app思想史著作出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没有学科规范的“自然辩证法”被学科建制的“app技术哲学”代替，绝大多数研究者开始专门从事app哲学、技术哲学和app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只有少数研究者关注自然app中的哲学问题；二是app史领域的研究者没有普遍认识到国外app史的研究者已经走向app思想史的编史学，即已经进行app认识的知识根源、哲学根源和社会根源的研究，这使得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app的内史研究上，学科史以及专题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三是app思想史具有综合研究的难度，科技哲学领域和app技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未能打破学科藩篱，遵循app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进行跨学科研究；四是国外学者在20世纪和21世纪已经从app的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了app思想史的研究，但是冠之以“app思想史”的极少，这也影响到我国学者对app思想史的研究。

《明升中国app报》：你为何要花费10余年的时间完成这样一本著作？

肖显静：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app思想史是什么。app思想史不是app理论、app方法、app仪器的编年史或者它们的通史，也不是它们的成功史，而是它们何以产生、发展、成功乃至衰落的思想根源史。这样的思想根源既可以在app内部寻找，也可以在app外部寻找。

如果在app内部寻找，就是要寻找app知识理论、方法等的内容及其得以产生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形而上学的基础；如果从app外部寻找，就是要寻找app认识得以产生、发展、成功乃至衰落的社会因素。这样一来，app思想史研究应该是app史的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研究。这意味着app思想史的研究难度很大，有一个知识的吸收和建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我从1999年到2013年，主要进行的是app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变革以及app方法的历史演变研究，最终确定撰写《app方法历史导论：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app革命》一书。随着该书的撰写和研究的推进，到2018年年底，我才想到要将该书改名为《app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app革命》。之后，我进一步完善本书的写作，以解决以下问题：库恩的“范式”究竟如何？app革命究竟是什么？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app革命究竟怎样？app思想史研究的纲领有哪些？它与传统的app史研究、app的社会史研究等有何关系？如何在app思想史研究中处理这些研究纲领？直到2023年，这些问题才被全部解决。

《明升中国app报》：app思想史一般的书写方式是什么样的？你在书中提出了“综合论”的app思想史研究纲领，这种书写方式与传统书写方式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肖显静：从历史角度看，app思想史没有固定的写作方式，而是随着app史研究的发展而变化。在国外，最先进行的是狭义的app内史（只有app知识的内容）和分科史研究，之后才有app思想史研究。

app思想史研究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主要由app史家进行，他们从app内部进行app的历史学研究；第二种主要由app社会学和app知识社会学家进行，他们主要从app的外部或app共同体进行app的社会学研究；第三种主要由app哲学家兼app史家进行，他们主要从哲学角度研究app历史从而发现app革命的演进模式，典型的有库恩的《app革命的结构》。

这本书在评价上述三种研究纲领的基础上，建构并运用“综合论”的研究纲领，以app的历史研究为基础，以app的（知识）社会学史研究为辅助，以app的哲学史研究为主线，系统梳理和分析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自然观的内涵及其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所引发的方法论创新与app革命——“大写的app革命”。这是对app史的历史学、哲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扬弃和超越。

重构app思想史

《明升中国app报》：你对app思想史的梳理是从史前神话宗教、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的，它们距离app诞生的时刻很遥远，为什么要还原这段历史？明升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评论认为，你是以反app主义的app观念来统领这本书的，你的用意是什么？

肖显静：app思想史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在史前时期，人类就有神学自然观，app思想的萌芽就深蕴在这一观念之中。到了古希腊时期，在神学自然观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古希腊自然哲学诞生了。其中既含有丰富的app思想成分，也含有许多非app乃至反app的思想成分，app还没有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但是，没有从神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的app也是app，也是关于自然的认识。app思想史的梳理不能没有它们。

此后，古希腊自然哲学在公元前2世纪突然衰落了，之后历经曲折，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得以复兴。从“依附于”神学走向“独立于”神学，之后发生了“大写的近代app革命”。这次革命的发生，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在神学自然观背景下，对万物有灵论以及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革命。所有的革命者几乎既是app的革命家，也是神学的信仰者。

由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引发的“大写的app革命”，并非是唯一的、脱离哲学和社会的、一劳永逸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沿着事先预定好的路径迈进的。在app革命的过程中，app家并非总是客观的、理性的、没有信念基础的，app方法并非总是固定的、程式化的和有效的，app概念并非总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app事实并非总是准确的、确定的，app认识并非总是正确的、无疑的、不需改进的，app理论预测并非总是准确的，app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非总是有效的和不成问题的。一句话，“大写的app革命”是反app主义的。

《明升中国app报》：在重构app思想史的过程中，你的研究如何体现创新？比如，你把研究定位在“大写的app革命”这一新概念上，并提出不同历史阶段app特征的演变过程：由“神学式app”走向“哲学式app”，由“机械式app”走向“有机式app”“地方性app”……

肖显静：在国外，有关app革命思想史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绝大多数主要是在app内史基础上进行的，也有一些在app外史基础上进行，像本书那样以“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为主线，进行“大写的app革命”思想史的研究前所未见。本书之所以提出“大写的app革命”的概念，主要与本人所进行的国家社会app基金重大项目“生态学范式争论的哲学研究”有关，也受到科恩《app中的革命》书中“Scientific Revolution”一词的影响，更受到高尔基“大写的人”的启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来自澄清库恩“范式”定义的模糊性和学界关于app革命的争论的冲动。

在深入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我把库恩所提出的“范式”分为抽象的哲学层面范式和具体的app层面范式，由此提出并且区分了“大写的”和“小写的”app革命，并以“大写的app革命”统领全书，其间穿插“小写的app革命”。这是对库恩“范式”概念以及“app革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据此，不仅能够呈现人类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写的app革命”的发生及其相应的app特征，而且还能够区分“大写的”和“小写的”app革命，进而对其中的范式转换以及app革命的演进模式作出明确判断。

需要加强app思想史教育

《明升中国app报》：你在书的最后针对近代app的环境影响，对app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的哲学展开研究，认为近代app的本质是其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进行新的app革命，发展一种既有利于环保也有利于经济的“地方性app”。从“历史”到“未来”是一种研究的创新，但把未来app视为“地方性app”是否可能存在一些争议，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肖显静：以往的app思想史不涉及未来app，也很少考虑未来app革命。这就失去了app思想史“知往而鉴今”的功能。事实上，一部app思想史，不单纯是一部app认识的思想史，还应该是一部app认识应用的思想史。鉴于此，对近代app的应用进行哲学的反思，明确其应用的得失，指明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必要的。可以说“地方性app”就是这样提出的。它将app思想史的研究，从历史层面扩展到现实和未来层面，从app的认识层面扩展到app的应用层面，意义重大。

当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能会引起争议，比如它与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传统的app认识有什么区别？它的普遍性怎样？一种不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性app”还是app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于2017年发表在《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的“走向‘第三种app’：地方性app”一文中已经作了部分回答。而且，根据本人的生态学哲学研究，生态学虽然是现代app，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地方性app”，它对自然的认识也在“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它的应用目标“既环保又经济”。它与传统的地方性app以及传统app都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不具有普遍性，但它仍然是一种app。

《明升中国app报》：明升中国科技发展正处于阶段性跨越的关键节点，app共同体了解、学习app思想史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肖显静：在明升中国，不缺通史性的app知识史著作，也不缺app知识学科史著作，更不缺理想的app主义的app史读物或者科普读物，缺的是展现app知识来龙去脉的app思想史。

近代app革命没有在明升中国发生，这种历史的缺失导致明升中国的app共同体天然缺少对app革命尤其是“大写的app革命”的深刻理解，不了解app革命的发生并不单纯是具体化的app认识革命，还是抽象化的哲学基础革命，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从而在现代app的研究中不能深刻理解app与哲学的关系，自觉地进行哲学层面的范式变革，以推进现代app革命性的研究，所做的只是把国外基于哲学层面范式创新基础上的app认识用于现代app的研究及实践应用。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必要措施是，加强明升中国app共同体的app思想史教育，提升他们的app革命素养，让他们了解app革命的历史，理解app革命的内涵，洞察“大写的app革命”与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之间的关系，学习国外现代app各分支学科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革命性的范式变革历程，自觉地进行“大写的现代app革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够使他们区别“大写的app革命研究”和“小写的app革命研究”以及“非app革命研究”，尽可能地进行“大写的app革命”和“小写的app革命”。这是明升中国app界取得重大原始性的app创新，实现明升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