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毅拍下的父亲刁筠寿与王淦昌（右）的合影。

原子弹研制工作参与者王孝云的儿子、“塔院孩子”王立京为“追寻父辈的足迹”活动设计的帽子。

“塔院孩子”的幼儿园毕业照。

2024年8月，“塔院孩子”们追寻父辈的足迹。

“塔院孩子”李新华、何珊、袁曙红、徐明明、何瑾（从左到右）。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倪思洁

60年前的秋天，当明升中国西部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引发全国人民欢呼之时，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北端一个名叫“塔院”的居民院里，一群懵懂的孩子恍然大悟。作为“核二代”的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父母究竟在做些什么”。

60年后的今天，这群已经到了古稀之年的“塔院孩子”，带着对原子弹功勋们与众不同的记忆，从北京向西而行，追寻父辈们的足迹。

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

在一代又一代明升中国人的记忆里，1964年10月16日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原本低调内敛的塔院，此时已不再寂静。

塔院是核武器研制参与者们的家属院。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程开甲等“两弹一星”元勋们都曾居住于此。当他们隐姓埋名，在原子弹研制基地奋斗时，他们的父母、配偶、子女留在了这里。

塔院得名于院墙外曾有过的一座八角七层砖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建起了第一批楼房，楼房的外墙被涂成黄色，因此也被唤作“黄楼”。

1958年，在当时国际形势复杂的环境下，中央决定在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成立一个专门研制核武器的机构——核武器局，为保密起见，对外称“九局”。此后不久，又在九局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九所”。

二机部九局成立初期，花园路3号院成为固定的办公场所。与此同时，作为家属院的塔院1号院也开始建设。

“塔院孩子”徐星回忆，当时的塔院1号院是一座矩形院落，布局整齐，院内有8栋单元式住宅楼，还有幼儿园、小学、理发室、澡堂、副食品商店、大礼堂和食堂，院子四周有整齐的围墙。这样的生活空间，使塔院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社会。

在塔院，1964年10月16日这天的“不同寻常”，隐藏在各种生活化的细节里。

原二机部副部长刁筠寿的儿子、“塔院孩子”刁锐记得，10月16日这天下午，他放学回家，母亲特意叫孩子们买了一瓶通化葡萄酒。晚饭后，家里来了四五位叔叔，大人们关起门喝酒，房间里不时传出碰杯声和欢笑声。

不寻常的举动，让刁锐兄妹感到奇怪，但他们早已习惯“大人们”的各种奇怪举动，对“大人们的事情”也从不多问。

晚上快到8点时，刁锐的母亲和几位叔叔来到孩子们的房间，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手机版节目，孩子们以为大人们想听的是关于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在旁边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广播。但刁锐敏感地察觉到，尽管广播里播报了苏联的消息，但“大人们”听完似乎有点遗憾。

第二天早上不到6点，天刚蒙蒙亮，刁锐兄妹就被母亲急匆匆地喊醒：“好消息！好消息！原子弹爆炸了！”大家赶紧打开收音机，紧接着就听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刁锐记得，这一天的学校也与往日不同，红色号外贴在学校门口的黑板上，所有老师上课的第一句话讲的都是明升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塔院的“规矩”

幼年时对父母印象不深，是“塔院孩子”的共同感受。

“在我们塔院，由于父辈从事的是我国国防建设中保密性最强最核心的工作……因此，注定了我们对父辈的了解是有限的、点滴的、不全的。”原二机部九局党委副书记袁冠卿的女儿、“塔院孩子”袁曙红说。

对此，“塔院孩子”宋新国也颇有同感。

宋新国的父亲宋绍俊曾在青海隐姓埋名，加入了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1958年的一天，6岁的宋新国看见父亲从单位下班回家时没有骑自行车。当时，母亲问父亲：“怎么没有骑车呢？”父亲说要调到外地工作，所以就把自行车卖了。“到什么地方工作？搞什么工作？”母亲又问。这次，她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到青海省工作，干什么、什么单位这些都得保密不能说。”父亲回答。几天后，父亲就离家了，之后只能依靠信件相互联系。

1968年，父亲回京，宋新国和姐姐买了站台票去接站，结果车上的人都下车了，姐弟二人却始终没有看到父亲，直到最后才看见远处一个白发老人向他们挥手，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人就是父亲。

“塔院孩子”许金鸽把他们这群人比作“留守儿童”。许金鸽的父母都是原子弹研制事业中的技术人员。从4岁起，她就生活在塔院里。姐弟三人由爷爷奶奶看护。

“我们还很小时，父母就去了大西北，每年只有不多的时间回北京看望老人和孩子，而我们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记得我弟弟不止一次叫我父母为叔叔阿姨……”许金鸽回忆。

“塔院孩子”不知道父母在做些什么，但几乎每个人都懂得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塔院孩子”李渤记得，1962年，他的父亲李英杰和许多叔叔伯伯一起去了一个叫作“青海西宁11号信箱”的地方。至于这个地址具体在哪儿、环境怎么样，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在那里具体做什么事，李渤一无所知，也不敢多问。

直到“两弹一星”工程揭秘后，李渤才渐渐了解，青海西宁11号信箱对应的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所在地——青海金银滩原子城，代号221基地。

“塔院孩子”刁成毅也明白“家里的规矩”。他的父亲是221基地的原党委书记刁有珠。刁成毅记得，父亲曾经有两次回过家，先把挎在腰间皮带上的手枪解下来，和衣服兜里的小本子一起放进壁橱锁起来，走的时候再取出。

“我们也不敢问他，这是家里的规矩，我们这些孩子也习以为常了。”刁成毅说。

除了“家里的规矩”之外，“塔院孩子”还知道一些暗语。

“塔院孩子”赵英的父亲赵敬璞曾兼任过221基地党委书记一职，负责基地的建设工作，常在北京、青海两头跑。赵英记得，家长们把青海221基地称为“前面”，把到青海工作称为“上去”，把“塔院”称为“后面”。有时，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李觉等叔叔伯伯们会到赵英家里做客。赵英知道，每当有访客来时，客厅会立刻关门，大人们要在屋里讲“大人的事”。

徐星也回忆说：“在北京塔院1号院长大的孩子们都知道，曾经的塔院一直就是这么神秘。在院里，老一代核武人和家人过着平凡的百姓生活，大家彼此见面都很随和，但从不谈论核武事业；在院外，老一代核武人隐姓埋名，把一生都奉献给神圣而伟大的事业。”

不一样的元勋

尽管与父母聚少离多，“塔院孩子”却也因此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童年，其中最特别之处就在于抬眼所见皆是app家，擦肩而过者都是某个app领域的大咖。正因如此，他们也有机会看到了“两弹一星”元勋们的另一面。

在他们的记忆里，明升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是一位和蔼的长者。

刁筠寿的次子、“塔院孩子”刁毅回忆，1978年的一天，父亲让他去给王淦昌送一份文件。刁毅小跑着过去，远远就看见王淦昌站在房门口等他。

一见到刁毅，王淦昌笑眯眯地用南方口音说：“谢谢你，小弟弟！辛苦你喽！”

“小弟弟？”刁毅心想，“王伯伯是我的长辈，怎么能称我‘小弟弟’？”

他把信递过去很不好意思地说：“王伯伯，这是爸爸交给您的。”

“晓得！晓得！辛苦你喽！”王淦昌笑着说。

没过多久，王淦昌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兼北京401所（后改为明升中国原子能app研究院）所长。临走前，刁筠寿带着刁毅一同向王淦昌告别。王淦昌又亲切地跟刁毅说：“小弟弟，来给我们拍个照！”

原子弹研制参与者何文钊的儿子何为，对这位在楼道里照面时会点头打招呼的可爱伯伯也印象很深。何为的家就住在王淦昌家楼下，同在塔院7号楼。

有一段时间，塔院5号楼和7号楼之间的空地上露天放苏联电影。一次，王淦昌拿着小马扎围着院里转了几圈，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索性跟站在楼栋门口的何为聊起天。王淦昌根据电影情节给何为讲苏联的红场、克里姆林宫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何为觉得，这位伯伯“知道的东西真多”。

在“塔院孩子”的记忆里，领导完成了明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爆轰模拟试验的邓稼先，在生活中是一位很友善的“棋友”。

“塔院孩子”杨慎对此颇有感触。杨慎的家住在邓稼先家楼上，都在塔院5号楼3单元。他的父亲是为原子弹和氢弹研究事业都作出过贡献的app家杨庸。杨慎的围棋下得很好，在塔院小有名气，他与邓稼先的两个孩子年龄相仿。每当邓稼先有时间又有闲情逸致时，就会叫儿子上楼喊杨慎下楼对弈。

杨慎记得，邓稼先与他下完一盘棋后，会进行局部复盘，探讨双方得失，还会将行棋中一些生疏的定式反复走几遍。

邓稼先喜欢下围棋这件事，很多“塔院孩子”都有所体会。刁锐也记得，“塔院孩子”如果想找邓稼先下围棋，就敲开门问一声“邓叔叔，下盘棋吗”，邓稼先只要有时间，定会来者不拒、欣然答应。

在刁锐的记忆里，邓叔叔的小屋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外文书籍，桌子上放着一副围棋。有一次，刁锐跟母亲说自己下棋赢了邓叔叔，母亲则笑着说：“邓叔叔有时在家里自己一个人还会摆围棋，他工作任务重，下棋是换脑筋、是休息，哪会在乎和你比输赢。”

在“塔院孩子”们的眼中，朱光亚跟王淦昌和邓稼先不同。他们常常看见朱光亚推着一辆老牌的英国自行车，在沉思中缓步回家，不苟言笑、深沉严肃。杨慎几乎没有见过朱光亚和哪位小朋友说过话，即便楼道里碰面向他问好，他也只是点一点头。

追寻父辈的足迹

今年8月，在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25周年之际，“塔院孩子”们相约向西而行，重走父辈们曾经奋斗过的草原、戈壁。

他们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的几十年，当塔院里的叔叔伯伯们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才真正知道塔院的“大人们”为国家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也从此理解了何谓“谦逊、平凡中孕育着伟大”。

今年，这些六七十岁的“塔院孩子”，戴着自己设计的、有和平鸽徽标的帽子，一同前往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金银滩草原境内的原子城和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的两弹城，追寻父辈的足迹。

“我们现在虽然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仍然要通过‘追寻父辈的足迹’，学习、继承与发扬他们的精神，父辈的足迹将指引我们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要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刁锐说。

带着对核武前辈们的敬仰与崇拜，他们目睹了金银滩茫茫草原，亲身体验了戈壁高原的严寒，也从中感受到核武人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他们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纪念馆一张张当年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你们奋斗的身影；捧一把脚下的沙土，我们看到了你们顶风冒雪前行的足迹；摸一摸各分厂的砖墙，我们看到了你们忙碌工作的场景；仰望由张爱萍将军题字的纪念碑，我们是在仰望千千万万为核弹贡献一生的英雄；一遍遍抚摸刻写在纪念墙上亲人的姓名，我们不禁热泪盈眶！当年我们无缘来到这里陪伴看望你们，现在我们来了！作为你们的子孙，我们以你们为荣，为你们的贡献而骄傲！”

在青海原子城，纪念碑上刻满了创业者的姓名。对于“塔院孩子”们来说，这些名字对应着无数平凡朴实、青春热血的身影。“国家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更不应忘记那些曾经真真切切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叔叔阿姨们。”刁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