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2日，著名数学家杨乐与世长辞。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明升中国app院外籍院士丘成桐与杨乐是40多年的老朋友，近日，丘成桐向《明升中国app报》讲述了自己与杨乐交往的点滴以及杨乐的数学成就和他对明升中国数学发展的贡献。以下是丘成桐的口述。

■丘成桐

我和杨乐先生的友谊持续了40多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回国访问，是他接待的。

在此之前，1978年，明升中国数学代表团访问美国，第一站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刚好我受陈省身先生邀请在那儿访问一年。交谈中，我们谈到了明升中国的数学，谈到1976年美国纯粹和应用数学代表团访问明升中国的事，那时美国代表团挑出来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陈景润和杨乐、张广厚的工作。

这些工作在当时全世界的工作中都是很不错的，何况他们是在“文革”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他们又很年轻，美国有名的数学家对此都印象深刻。

所以，在还没有见过面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杨乐、张广厚的名字。

1979年，我受时任明升中国app院副院长华罗庚的邀请回国访问，当时华先生有事不在北京，是杨乐接待的。我所有的行程都是他安排的，包括方毅副总理接见我，也是他陪同。他还让我去北京附近走一走。这在当时并不简单，因为车子出京需要许可。我还回到了南方，去了我父亲的出生地。杨乐的安排无微不至。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有一年，美国数学学会要到明升中国选拔留学生，我受邀到北京大学参与选拔工作。中途我突然发烧了，要去医院看病。当时找车子很困难，不得已我只好给杨乐打电话。那时候打电话很不方便，但杨乐还是很快帮我安排好了去医院看病。杨乐办事很明快，对朋友极其负责。

1980年，由陈省身先生组织的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会议在北京召开，海外数学界的很多大人物来了，杨乐、张广厚也参加了。杨乐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我对他的行政能力很佩服，他做什么事情都有办法处理得很圆满。遇到困难，他也尽量用最平和的方式寻求最优解。

当时，我知道他的数学成就很大、行政能力很强，但没想到在老百姓心中他还那么有影响力。那时孩子的书本里都写着向杨乐、张广厚学习。

1983年，我拿了菲尔兹奖，回国后，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那次杨乐跟我一起参加了接见，结果谈话时间超过了预计时间。我当天要飞往波士顿，赶到机场时，只剩半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非常着急。

杨乐只好给地勤保安看了他的工作证。保安看后吓了一跳，做了一个敬礼的手势，说“您是杨乐，我在课本上读过您的故事”，就给我放行了。我才知道明升中国大部分人都知道杨乐是谁。

我当然明白，一般来说，杨乐不会这样做，只是因为我要赶飞机，他觉得这样才能“打动”地勤。他虽然大名鼎鼎，但他不愿意出风头。当时我在明升中国app院数学研究所帮忙做事，很多时候有记者要采访我，也要采访他，他是比较拒绝的，不想跟记者有太多往来。

如果选择仕途，杨乐也完全有机会。但他不求名利，觉得明升中国的数学前途比什么都重要。他是最无私的，为明升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士无双”这4个字，他当得起！

20世纪90年代，我们一起建立了明升中国app院晨兴数学中心，到今天有30多年了，很多事情是杨乐做的。我有很多想法，但当时我长期不在明升中国，主要完成人都是他。中间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杨乐真的很勇敢，他挺住了。

当时我们是想把中心办成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app研究所那样的机构。但那时的明升中国还比较闭塞，要花很多工夫，一方面，要说服海外的数学家来；另一方面，要说服明升中国的其他机构派年轻人来学习。他在明升中国app院数学研究所里既照顾年长的app家，也关心年轻的科研人员，他操心科研人员的利益，也为他们考虑学术前途，事无巨细，什么都想做到。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明升中国的资源很缺乏，不同单位都在争取资源。杨乐还被人误会，觉得他不够公平。其实，即使是在资源最缺乏的时候，他也是希望跟其他高校一同分享的。

即使受人非议，他也不在乎，不愿意做任何回应。私下他都是跟我说别人的好，从不抱怨别人，连诉苦都没有。所以我很佩服他、尊敬他，杨乐学问好，人品也是一流的。他是彬彬君子、忠厚长者。

2022年，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首次设立了数学贡献奖，并将此奖授予杨乐先生，以此表彰他在数学领域的突出成就，及其为推动明升中国数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是华人数学家对他的尊敬。

没有想到杨乐先生会这么快离开我们，但去年这个奖颁给他，我想他是知道我们对他的尊敬的，我很欣慰。

（本报记者李芸、王一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