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近些年，学术评价方式似乎总是在游移、变动中徘徊。应该说，从量化评价到代表作制是科研成果评价的一次进步，科技部、教育部出台的破“五唯”政策则是有关学术评价的综合性进步。

然而，长期的“行政化”让大学一直没能形成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权威的生态，以及以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为依据进行学术评判的习惯。相反，学校中一些依赖于原有的科研管理机制而不愿探索、不思改变的懒政心态，既影响管理政策的有效落实，阻碍app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难以使学术评价走向完善。

以科研项目（课题）为例。它的设立和经费发放，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促进app研究事业的提高和发展。近30年来，随着各级科研和教育管理部门科研项目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科研经费也在呈几何级数增长，不仅是经费投入的总量，各类论文发表的数量也都跃居世界前列。

以科研项目（课题）名义发放的科研经费，一方面直接促进了国内app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在深刻塑造着大学教师的生存模式。但由于行政一方的过度参与，科研项目（课题）本身的影响力明显高于人（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所释放出的能量，大学教师的生存模式被戏称为“项目（课题）化生存”也就不再奇怪了。

现在看来，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的参与主要是在申报阶段。由于申报项目（课题）已经变成了一种“专项技能”，介绍政策、提醒申报时间、辅导填写表格应属于正常的服务范围。但现在的“服务”已经由被动转向主动，凸显出“前端服务”的特点，即一开始就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攻城拔寨，坚决不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校内上下动员、层层审核，邀请校外专家预先把关、组织公关就成了当然之举。

应该说，这类“前端服务”大大增加了申报成功的可能性，并且成了学校之间竞相仿效的“成功秘诀”。但换个角度看，管理部门强力和主动的“前端服务”也在削弱申报人的作用。整个申报过程中，申报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他成为了学校总申报团体的一员，其项目（课题）申报“团队”也可以是拉郎配式的，他们都不过是学校确定的若干申报环节中的一环。

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是文化人，文化人是最讲究荣誉感的，否则就无文化可言。而荣誉感又往往与其所起作用的大小成正比，作用愈大，内心的荣誉感也就愈强烈。而现在，申报人的作用充其量只占整个申报过程中的几分之一，他所能体验到的荣誉感自然也只有几分之一。因此，即便是申报成功主要也是得益于“前端服务”，是整个学校的成功，申报人反而像是沾了学校或校内科研管理部门的光。

当然，在荣誉与物质利益纠缠的大环境中，人们对荣誉的认知也在改变。用物质利益换取荣誉似乎成为了某些人成功的终南捷径。

但正像荣誉感与物质利益，一个属于文化，一个属于市场和经济一样，科研管理政策和方式涉及文化，就其初衷而言，也不是以鼓励物质利益为目的。而项目（课题）是科研，也不是生意。但是，在机制不完善之时，任何的操作偏向都可能导致“生意经”的产生。

然而，仅重视科研管理的“前端服务”，让许多申报人产生了“申报到项目（课题）就等于成功”的幻象，随之而来的学校相关配套奖励和职称晋升又加深了这种“成功幻象”。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中出现的利用项目（课题）经费进行科研外包、向国际开放期刊购买版面发表成果、通过公关与其他人共同署名为“共同第一作者”或挂名“通讯作者”等异化现象，都不仅是在维护这种“成功幻象”，也是在利用“以小的投入换取利益最大化”的“生意经”，将虚幻的“成功”雪球滚得越来越大。

不重视过程与结果管理的倾向也影响到本app生的学业评价。现在，从本科课程评价和专业认证到本app生的学业评价，都有论文发表数量的条目。但只要有一点投稿经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论文”大多是在管理混乱、毫无学术规范的期刊上，通过购买版面而发表的，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合法依据和学术价值。但是，相关课程和专业却因此得到加分而通过认证；有些学生也因此获得评优、保研的资格。这等于在变相鼓励学生投机取巧。

其实，“项目（课题）化生存”不应该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正常的生存状态。因为根据这个生存原则，无项目（课题）就可以或者有理由不做科研，而无项目（课题）也就等于没有被认证的科研目标。这样下去，不仅不能调动大学师生app研究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形成鼓励原创的科研生态。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