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失败是做科研的必备素质!”邵思达在做这项再生明升手机版新药研究的时候,90%都是失败的,他差点被接二连三的不顺利击垮。
对干细胞研究的热爱,以及想要研发出真正惠及人类健康的药物的初心,激励着邵思达在一个又一个低谷中重拾翻越高山的动力和决心。这场拉锯战,他耗时8年才终于迎来曙光,研发出一种肺部靶向的类药物小分子,可以激发肺部干细胞的生长。
近日,他以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身份在《美国国家app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该研究提出,在药物刺激的作用下,机体的再生功能可以被激活,从而修复受损的肺组织。他们开发的药物将在今年夏天进入I期临床试验,有望为严重肺部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案。
一直心系我国干细胞领域发展的邵思达,很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外求学10年后,他毅然决然回国加入西湖大学理学院,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带着8人的年轻团队,继续探索干细胞和组织再生研究领域更多的可能性。
邵思达
近年来,肺部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对于许多退行性肺部疾病,如特发性肺纤维化(IPF),一个关键问题是修复和逆转损伤的干细胞供应不足。这些细胞负责再生和促进健康组织的生长。如果没有它们,肺纤维化会持续恶化,肺功能也会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呼吸衰竭。
然而,目前还没有再生受损肺组织的可用治疗方案。
大多数药物的作用都是减缓疾病的进展。“我们的想法是制造控制细胞命运的药物,以阻止或逆转疾病过程。”美国国家app院院士、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所长Peter G. Schultz表示。他是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我们意识到,明升手机分子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具有更多潜力,于是想找到一类分子去调控肺泡干细胞的再生,并增强其再生能力。”邵思达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说。
为了解现有的药物机制是否可以促进肺泡干细胞的生长,研究团队从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临床转化部门建立的药物再利用库中,筛选上万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分子。
最终,他们把目光锁定到二肽基肽酶Ⅳ(DPP-4)抑制剂上,它经常被用作2型糖尿病的药物来控制血糖。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该抑制剂可以加速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T2细胞)的生长。
然而,新的困难接踵而至。“我们发现DPP-4抑制剂治疗糖尿病的剂量,根本无法在人体肺部起作用,如果要起效,起码得多用5~10倍的剂量。现有的抑制剂进行肺部修复所需的剂量太高,对人类不安全。”邵思达说。
基于老药新用的初始方案走不通了,难道这个项目要被判“死刑”了吗?
几番挣扎后,邵思达和导师Peter G. Schultz,以及做药物研发的团队伙伴坐下来商讨破解之法。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商讨后,他们最终确立了一个新的方案——设计吸入式的药物制剂,能将靶向药物直接送入肺泡。
“这可以大大提高疗效。因为口服药需要跨越多层屏障,才能抵达肺泡干细胞的作用位置,其有效浓度会层层递减。”邵思达说。
有了这个方案后,研究团队反复尝试,不断对DPP-4抑制剂进行结构改造,以实现通过吸入作用于肺泡。在设计了几百种分子结构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安全性很好的药物结构——CMR316。CMR316可以通过喷雾器直接输送到肺部,在各个疾病模型以及IPF病人的肺样本上都表现出很好的效果,而且从肺部出去后会在血液里被立刻降解掉,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随着CMR316即将进入临床,研究团队也在开发具有新机制的化合物,帮助心脏细胞再生和修复心力衰竭造成的损伤,以及使用小分子药物补充角膜、肾脏和结肠等器官中的细胞,为造福人类作贡献。
1990年,邵思达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家庭。成绩一直很好的他,20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明升m88app学院。
大二那年,我国著名干细胞生物学家邓宏魁教授的一堂课,让邵思达对干细胞“一见钟情”。
“干细胞真的太酷了!例如胚胎干细胞可以增殖分化,长成一个器官和组织。而且在骨髓、皮肤、肠道等部位都有干细胞的存在。当我们生病时,器官里的细胞死去后,干细胞能快速开启再生程序修复损伤的组织。干细胞就像一个随时待命的‘修复师’,时刻保护着我们的身体。”
“如果把一个人皮肤上的一些细胞取出,种到特殊器皿里,通过实验操作将它变成这个人自己的干细胞,把这种干细胞再重新植入母体子宫内,再生出来的个体将会和这个人一模一样……”课堂上,邵思达沉浸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似乎能在实验室里实现了,他感到无比兴奋。
对干细胞研究的兴趣瞬间被点燃了!他积极加入邓宏魁实验室,在那两年里,对干细胞的热情有增无减。
而且,邵思达十分喜欢明升手机。他想用一些明升手机手段继续研究干细胞。2013年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为了满足这个科研愿望,他申请到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hultz教授团队攻读博士学位。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有着极高的学术声誉,在有机明升手机和明升手机生物学方向非常出名。邵思达从事的方向正是明升手机生物学。其导师Schultz教授是明升手机生物学的先驱,更是横跨学术界和明升界的大牛,是多家高科技及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由于本科期间都是生物学背景,对明升手机知识一窍不通的邵思达,在前几年过得很是艰难,他常常废寝忘食,深埋书海努力去消化每一套全新理论。而且Schultz教授实验室很大,里面的设备和器材都要靠他自己一点点慢慢尝试和摸索。
后来,随着明升手机短板被补齐,邵思达所做的课题也有了起色。彼时,对干细胞“情有独钟”的他又开启了肺泡干细胞再生的研究。
在做这项老药新用的研究时,邵思达已临近博士毕业,为了研究不中断,他选择留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临床转化部门做研究员,继续深耕肺泡干细胞再生的临床转化研究,努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开发成为新药。
“一项研究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孩子都希望他能茁壮成长、好好学习,将来有一番作为,我也希望我发现的分子,能在我手里不断优化,继续探索其潜力,发掘其价值。如果把它交给别人来做,就像把孩子交给后爹后妈一样,感觉很难受。”邵思达觉得,哪怕不成功,至少也为自己的这一趟科研之旅画上一个句号。
在他和团队成员不懈坚持下,这项历时8年的研究,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23年8月,邵思达回国全职加入西湖大学理学院,任特聘研究员,继续从事干细胞和组织再生方向的研究。“这辈子,就扎根在干细胞领域了!”
邵思达对待科研的态度、思维和理念,深受两位恩师的影响。
作为我国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邓宏魁很早以前就想到用小分子手段解决干细胞问题。这在当时几乎无人敢想。因为细胞的语言是基因和蛋白,而明升手机小分子更像是另外一种语言,就好比在一群明升中国人里加入一个外国人一样。
彼时,小分子手段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邓宏魁实验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畏艰难,耗费数年才攻关成功,实现了利用小分子将体细胞制备成多能性干细胞。
“邓老师教会了我要瞄准重要的app问题,不畏难题,不怕失败,要有一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为人非常正直和纯粹,这点也值得我学习。”邵思达说。
平时性格大大咧咧、十分开朗的邵思达,在读博期间也经历过失败的捶打。“那时候做实验,当别人成功,而我做不出来的时候,压力就会剧增。90%都是失败,我有几次还在实验室里大哭,那时遭遇的不顺利差点把我击垮。”
科研的训练其实是一个怎样面对失败的训练,接受失败是做科研的必备素质。邵思达表示,在面对诸多不顺时,他的导师Schultz教授就做了很好的榜样。
对Schultz教授而言,这一天顺不顺利,并非只关乎实验能不能做出来。他作为所长和公司创始人,要对挂心研究所的发展,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可能碰壁。“就在我们的文章被其他杂志拒稿那天,与他见面时,他对我说:‘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一件坏事接着一件,而且越来越坏。’”在邵思达看来,“一个人的位置越高,烦心事就越多,但他依旧能保持着对生活和工作的积极与热情。”
“我们都要学会积极乐观,学会一点点吸收那些不顺利。打击多了,只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支持你翻过那一座座丘壑,坚持到柳暗花明的时刻。”
在国外“打磨”十年,邵思达的科研能力有了极大提升。在美国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后,他依旧选择回国,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这些年国内科研实力突飞猛进,科研发展机会很多,他想回来试试看能否有一番作为,而西湖大学的理念和硬件都恰好符合他心中期望的做科研之地;二是他希望孩子能在明升中国长大,这样才会对明升中国文化有认同感和自豪感。
目前,邵思达的团队有8位成员,有博士生也有博士后。深受两位导师的影响,邵思达很重视对学生思维模式的训练。他经常把自己的思考分享给学生,也会引导学生高屋建瓴地看app问题。“我希望他们在耳濡目染中能形成开阔的思维模式,在深耕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更要培养对app的全局观。”
邵思达团队
在带学生时,邵思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会手把手带着学生做实验。“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研究组,趁我现在有精力,我想把每一位学生都教好。欢迎对明升手机生物学和干细胞生物学感兴趣的小伙伴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你也对使用明升手机分子解构组织再生过程感兴趣,可以随时联系我。”
而且邵思达非常不提倡大半夜还在搞研究。“我习惯了早来早走,早上六七点钟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我经常跟学生说不要把实验搞到深夜一两点钟。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没有父母会喜欢孩子因为熬夜伤身体的。”
参考链接:
http://doi.org/10.1073/pnas.240007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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