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前夕，《明升中国app报》曾以《大学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2023年6月6日第4版）为题，针对大学生自主学习时间过少，导致大学生活日趋“高中化”现象，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解读，在高教界引发强烈共鸣和反响。

在本报看来，对于这一话题的探讨，不仅关乎大学的本质，也关乎对什么是理想大学的探索，关乎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基本指向。为此，本报今日特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鲍威课题组，基于其持续多年的跟踪研究，揭示目前大学生在自主探索时间上的“贫困”危机，及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潜在解决方案，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发对这一高等教育深层次基本问题的持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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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 何元皓 杜嫱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又有一批学子走入了大学校园，他们面对的将是全新的大学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这其中，如何app配置日常生活时间便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学生认真思考，高校乃至社会体系也需要认真思考。

在社会学意义上，时间并不是在物理学定义中的那样，仅仅体现简单的物质运动，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体现。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时间是社会活动的构成形式，时间规则支配下，日常生活是重复的，且社会活动可以通过时间维度被重新叙述和深度剖析。

在高校场域中，时间可看作是一种具有高等教育活动特性的社会时间。作为院校教学活动的主体对象，大学生日常生活时间的配置不仅具有个体异质性，也是高等教育制度建构和情境营造的产物。

为此，通过时间透镜审视的大学生日常生活时间配置，是描摹大学生群体生态图景、解读大学生群体困惑与焦虑的重要工具，更为挖掘大学生时间配置背后的深层制约因素、完善教育制度设计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

时间配置的结构性特征

2018年至 2021年间，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国内高校本app生开展了4年的追踪调查。结合相关国际比较等，相关研究为把握大学生群体的行为取向提供了直观量化的测度，并基于计量研究，对相关问题背后的制约因素开展了app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群体在时间配置上有如下几个典型特征。

首先，国内高校大学生沿袭高中阶段的超负荷学习时间总量。在本科大一阶段的基线调查中，通过回顾性提问，我们获取了大一学生在高中教育阶段的时间配置信息。

调查显示，我国高中学生平均每周课内外的学习时间总量，即课堂学习、课外自修、课外补习总时间长达 58.5 小时，时间配置占比达 89.1%。相较之下，这些学生的休闲娱乐、课外活动等时间投入占比仅为 11.9%。这种高负荷、高强度的学习投入模式，深刻反映了高中应试教育体系塑造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好学生”形象。

令人意外的是，随着学生从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的过渡，这种图景并未消减；相反，大学生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及结构呈现“高中化”特征。

根据调查，目前大学生平均每周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长达39.6小时，其时间配置占比为72.3%，远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实施的全美大学生调查中显示的28小时总学习时间。

不仅如此，在国内大学生的总学习时间中，课程学习时间为25.4小时，占比高达64.1%。这反映了我国大学生的学习范式主要体现为在课堂场域内，高度制度约束下的被动型学习。

其次，大学生自主性学业参与时间严重不足。一系列国内外研究表明，在高校各类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心理层面和物理层面的投入可以显著提升其学业成就和未来发展成功的概率。其中，作为主动学习者和知识建构者，学生在课堂外利用各类学习资源开展的自主性学业参与，不仅是丰富在校经历与教育体验，以及获得专业能力提升、核心能力强化、思维模式蜕变的核心途径，更具备诸多课程学习难以替代的积极育人效果。

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大学生平均每周的课后自主学习时长仅为8.3小时，不仅远低于课程学习时间投入（25.4小时），甚至也低于休闲娱乐时间（9.7小时），表现出自主性学业参与严重不足的特征。

从国际比较来看，200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实施的NSSE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生每周课后自学时间高达15.8小时，约为我国大学生的两倍。

从时间比较来看，10年间，我国高校虽然开展了一系列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但学生自主性学业参与严重不足的结构性特征并未根本转变。2011年与2021年的大学生调查结果显示，自主性学业参与极端不足群体（每周课外学习时间1小时以下）的比例从原有的1.7%增至3.4%，自主性学业参与高度充裕群体（每周课外学习时间21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从原有的12.6%降至7.9%。

再次，课外活动时间遭遇挤出和边缘化。大学阶段是培养学生成人角色以及提升社会责任感的关键时期，校内各类课外活动的参与经历既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媒介，也是提升学生学业成就，并帮助其提升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确立志向、历练成熟人格、实现自我发展的有效载体。国内外一系列研究表明，课外活动参与对学生的道德理性发展、认知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以及职业发展等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本轮课题组调查却显示，我国大学生平均每周课外活动时间仅为5.5小时，时间配置占比10%，甚至约7.3%的学生每周课外活动参与时间为零。这表明课外活动在现实高等教育场域中遭遇了严重挤出与边缘化。

最后，求职、考研的相关学习培训时间正在快速增长。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大学生的时间配置呈现高度的工具理性倾向。在学生的学习时间总量中，与本科毕业后发展密切关联的学习和培训时间成为不可忽视的构成要素。

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投入在留学、考研、求职等方面的学习时间为平均每周5.9小时，占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的14.9%。不仅如此，大学生平均每周用于兼职实习的时间也达到4.7小时。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学生学习的目标被窄化为毕业后向劳动力市场实现平稳过渡，以及相关就业竞争力的提升，致使教育逐渐失去其根基和价值立场，迷失方向。

时间配置背后的深层制约因素

通过以上对大学生时间配置结构性特征的提炼，可以发现当下国内高校场域中存在严重的学生自主探索时间“贫困”问题。由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院校组织层面、宏观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诸多因素，学生的自主性学业参与时间和课外活动时间被钳制，自由时间以及保持独立的个性时间被大幅压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实现全人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高中教育阶段十分重视学生的课程学习，相对忽视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个体教育经历，这是造成学生自主探索时间“贫困”现象在大学阶段延续的微观层面动因。

在我国，高中教育存在突出的应试选拔倾向，与大学教育强调宽博性、选择性的特色间存在坚实壁垒。应试教育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强调高强度、高约束的被动型学习模式，忽视自主探索性学习体验对学生个体健全发展的决定性影响。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学生思维怠惰、心理逆反，陷入“燃烧殆尽”的学业倦怠困境。

课题组研究发现，在控制学生个体特征差异的情况下，高中学习时间总量与大学课外自主学习时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高中阶段过度应试教育的超负荷学习状态，会在大学阶段产生逆向反弹作用，减少学生的自主探索性学习时间投入。

同时，在脱离高中教育的严格监控环境，迈入宽松、自由的大学场域后，外部约束的缺位、父母和师长监督的匮乏，将共同导致学生陷入自主学习停滞、学业发展受限的艰难处境。

在中观层面，院校教学管理制度也在限制学生的课外自主探索。

当前，国内院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弹性与选择性不足，是造成学生自主探索时间“贫困”的中观组织层面动因。以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为例，作为一项来自国外的制度，“学分制”在本土化移植过程中，其概念内涵中的“课程学习”要素得到重视，“课外学习”要素却被忽略。本科阶段过高的毕业总学分要求，严重压缩了大学生课外探索专业兴趣、提升创新能力、开展自主学习探究的空间。

从国际趋势看，虽然不同院校或学科专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一般毕业总学分要求在120~140之间。然而据课题组调查，我国本科院校平均毕业总学分要求高达163。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院校毕业总学分要求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课外活动参与时间的匮乏。

在宏观层面，就业困境、考研竞争加剧了学生自主探索时间的“贫困”，其背后折射出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迁对学生时间配置结构的深刻约束。

新冠疫情暴发后，其对经济以及就业的影响，无疑催化了就业焦虑情绪的快速弥散。囿于职业经验匮乏、雇主培训不足、社会支持欠缺，置身于从学校向劳动力市场过渡阶段的大学生，更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困境。

此外，在劳动力市场无法提供充足就业岗位时，研究生教育的“贮藏功能”越发凸显，我国约39.9%的大学生抱有毕业后继续升学读研的意愿，远超直接就业意愿的学生占比（6.7%）。朋辈群体间就业焦虑和升学竞争压力，共同构成了大学生时间配置结构的传导路径。

课题组研究证实，在控制院校、专业类型和个体特征后，将有限学习时间资源投入留学、考研、求职相关学习培训和兼职实习中，是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困境与考研升学竞争双重制约下，大学生自主探索时间“贫困”的另一重要根源。

课外自主学习、课外活动时间的进一步挤压，钳制住学生保持独立、探索自我的可能，更加剧了教育目标模糊、学习工具主义等异化风险。

摆脱“贫困”须三管齐下

如何摆脱大学生自主探索时间的“贫困”危机，成为当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紧迫议题。

首先，超越高中升学应试功能，强化大学新生适应指导。高中教育长期以来被狭义理解为升学应试， 其“为大学阶段成功学习而准备”的衔接功能易被忽视。促进高中与大学间的顺利衔接，不仅需要组织层面的制度性衔接，更需要通过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学习体验的一体化和融通性设计，实现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间的内核性衔接。尤其需要在高中阶段推进教学范式转型，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体验，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与此同时，需要正视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大学入学后出现学业适应障碍，例如生涯发展目标模糊、专业兴趣匮乏、学业基础薄弱、学习方法掌握不足、自主学习积极性严重匮乏等问题。为此，大学需要在新生阶段强明升手机生适应指导，促进学生顺利完成从高中到大学、从被动学习者向主动学习者的角色转变。

其次，优化高校学分管理制度，搭建课外自主探索平台。本科院校需要充分理解“学分制”的概念内涵，扩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和选择权。院校教学管理部门需在强调课堂学习的同时，根据学科特征适度降低总学分要求，合理控制学生课内学习时间，将课外学习纳入学分制教学管理框架之中，为学生在课堂之外开展自主性学习探究、丰富多样化大学体验提供充分的弹性和自由度。

此外，为摆脱课外活动时间遭遇挤出和边缘化的困境，高校需要强化课外活动平台的“五育并举”功能，有效吸引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学术科研、社团活动、体育锻炼、社区服务等各类健康良性的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最后，优化就业扶持体系建构，加强学生心理韧性培养。一方面，政府需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扩容就业岗位。在扩大既有基层就业、创新创业、自主创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通过技术升级、明升结构转型、培植新兴明升等途径，强化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

另一方面，面对不确定和挑战性加剧的现实世界，高等院校需提升青年群体的心理韧性与调整适应能力，缓解学生的焦虑情绪。高校应积极强化生涯指导与心理干预帮扶机制，通过情感支持、朋辈互助、团体辅导、咨询服务等增强学生抗压抗挫的心理韧性。

（作者鲍威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何元皓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杜嫱系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