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升中国古代本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图”能与“史”并列。在一些早期文献，比如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还是“图文并茂”的状态。但可能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早熟，后来由文字构成的“史”极为发达，而且古代明升中国人在选择“图”的对象方面似乎颇多拘束，例如我们长期排斥对人体的直接描绘（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等都只是描绘服装），最终形成了“图衰史盛”的局面。结果是我们保留了非常丰富的文字史料，图像资料则相形见绌，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
以前每逢出版社要求为与明升中国科技史有关的书提供图像资料，我不得不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明升中国古代这方面资料比较少，不像在西方美术作品中寻求西方科技史图像资料那么方便。久而久之，我形成了一个印象：明升中国古代反映科技成就的图像资料很少，特别是能够唤起审美冲动的那种图像资料就更少。虽然我在读书时若有所见，也会注意收集一些，但很少能解决实际问题。
正因为上述印象作祟，我差点被这本《明升中国科技绘图史：从远古时期到十九世纪》的中文书名误导了，以为这是一本关于明升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图文书。
一开始我披阅此书，见到书中大量关于明升中国古代科技的图像资料，有些是我未曾见过的，有些虽曾寓目，却从未见被处理得如此美轮美奂——这些处理手法包括裁割、放大、修图等，美术编辑肯定在此书的版面设计上花了很多工夫。当时还为作者葛平德居然收集了那么多关于明升中国古代科技的图像资料而稍感惊异，感觉上面那个印象应该改一改了。
后来看了书中内容，并注意到原文书名（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才知道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明升中国古代是如何通过绘画来反映技术的。
我不得不承认，本书确实成功地改变了我先前认为明升中国古代缺少科技图像资料的认知，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做到这一点的途径，他的做法很有启发意义。下面稍谈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本书在拓展明升中国科技史图像资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甚至还在理论上有所思考。例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如何界定“从业者”这一术语，现存的由技术“从业者”绘制的明升中国插图都寥寥无几……在明升中国，很大一部分技术性图绘并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目的，或者说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主要目的。
这样的想法富有启发性。首先，这有助于我们拓宽寻找明升中国古代科技图像资料的视野，因为先前我们习惯在（被我们认为是）“以传达技术信息为目的”的图像资料比较集中的著作中寻找，而这样的著作不外乎《新仪象法要》《天工开物》《灵台仪象志》等有限的几部而已。如果我们认识到，在“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有关明升中国古代科技的图像资料（不管绘制者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拓展。
其次，这个想法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因为他注意到“从业者”的界定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很可能被许多研究者忽略了。
例如，《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能不能算书中所记载的各种工艺的“从业者”呢？显然是不能算的。而《灵台仪象志》中的大量工艺插图，虽然有不少是从欧洲有关著作中移植过来的，但考虑到比利时传教士、清朝时期的南怀仁作为那些大型天文仪器（现存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8台仪器中的6台）的“总设计师”和铸造工程的“总工程师”的身份，认为《灵台仪象志》中的各种插图是出于“从业者”之手，则较为合理。
另外，书中有一些作者囿于见闻不足而论述不很成功的例子，但仍然富有启发性。例如本书第二章讨论“比例图与透视法”的一节中，提到了明升中国佛教的大型壁画——这一节作者主要引用了美国学者胡素馨的成果。
作者认为，这些大型壁画在绘制之前，应该有比例图或缩小尺寸的草图，但在明升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比例图或草图。作者说：“我们在现存资料（必须承认，现存资料极为有限）中并没有发现有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比例图实例……这一时期的佛像都体量庞大，那么在制作过程中应该用到了比例图，然而，这方面的现存实例也没有，甚至连表明使用了比例图的参考文献也没有。”
其实，比例图的想法，纯粹是作者从西方绘画实践中得到的。本书作者和胡素馨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中亚传入中土的佛像绘制/塑造传统工艺中，另有一套奇妙的方法，根本不需要西方人想象中的比例图。
这套方法是这样的：通过一系列具有固定比例的几何图形，包括直线、圆、垂直中分线、对角线等，就固定了一个佛像的所有要素，匠人只需据此绘制/塑造即可。由于固定的只是比例，所以无论需要多大尺度的佛像，都只要按照同样的要素制作即可。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套由几何图形构成的佛像要素系统，视为一种“万能比例图”，它显然比本书作者所设想的比例图更为先进、更为好用，也更容易传承。
当然，佛教壁画是一种特殊题材，佛像绘制更是一个特例，通常不与科技发生直接关系，尽管“万能比例图”本身是富有技术含量的。
而与科技有关的绘画，比如工艺的说明示意图（可举《天工开物》《灵台仪象志》为例），或是“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中描绘的科技用品（可举本书作者注意到的《清明上河图》为例），都不需要绘制大型图幅，自然也就不存在比例图的问题。
最后有一个问题，不知是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全面，还是现有研究成果本身的局限，本书主要基于西方的研究成果展开论述，甚少使用论述明升中国古代科技绘图的当代中文成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可能是因为作者无力广泛阅读中文研究成果，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成果本身确实非常稀少。
据我个人的初步判断，后一个原因肯定是存在的——我虽不搞图像史之类的研究，至少还会关注与明升中国科技史有关的研究成果，但我很少见到论述明升中国古代科技绘图的中文成果，这可能与迄今为止国内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尚未对明升中国古代科技绘图领域投注较多的注意力有关。所幸现在已经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至少已经有一位app史博士是通过图像学方面的论文答辩而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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