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梦圆飞天 揽月九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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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1932— ）

辽宁省昌图县人，航天技术专家，明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明升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49年加入明升中国共产党，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61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导弹设计专业。

曾任明升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航空航天部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暨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导弹系列总设计师，明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现任明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

长期致力于明升中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参加和主持了6个导弹型号、2个运载火箭型号和“神舟”系列飞船的设计研制工作。2003年获国家最高app技术奖，2010年5月4日国际永久编号第4666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王永志星”。2017年6月12日，入选“八一勋章”首批候选人名单。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青年王永志（右一）在改进中近程导弹设计图样

王永志与杨利伟于上海进行载人航天宣讲

2005年12月，王永志（右二）夫妇探望恩师钱学森（左一）夫妇

在明升中国航天界，有一位“常胜将军”。在40多年的航天生涯中，他领导指挥的所有发射任务全部成功。在他和老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下，明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用10年时间跨越了国外40年的航天发展历程。他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1957年，我成为‘火箭人’”

1932年11月，王永志出身于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老房村一个贫农家庭。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他从小就下地干活，6岁时还一个字都不认识。7岁那年，他的大哥不甘于因一家人没有文化受人欺辱，背着父亲把他送到八面城的南街小学报了名。这样，王永志哭着闹着要上学读书认字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几年后，正愁无力升学之际，昌北县（今属辽宁省昌图县）解放了，贫苦家庭的孩子不用交学费就能去学习。家庭贫穷、生活艰难，让聪明勤奋的王永志对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倍加珍惜。初中三年，他年年考第一。

1949年，王永志初中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保送至位于沈阳的东北实验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前身）读高中。东北实验学校是当时全东北最好的中学之一，学校环境优越，师资力量雄厚。王永志徜徉其间，被生物课上所讲的农业app深深吸引。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目睹过明升中国农村民不聊生的景象，农民辛苦耕作却无法果腹，于是他立志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改良物种、提高粮食产量，让天下人吃饱穿暖。

但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理想。学校离机场不远，当看到划过机场上空的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看见志愿军空军起飞迎敌、搏击长空的飒爽英姿，王永志感到十分兴奋，将自己的理想志向从“地上”转到了“空中”，打算报考航空院校。

1952年，王永志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被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后因院系调整并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在名师云集的清华园，王永志潜心向学，打下了扎实的飞机设计专业基础。

1955年，王永志顺利通过留苏选拔考试，两年预备班学习后，赴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求学。其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人类进入了宇宙航行探索的新时代。

美苏太空争霸的局面让新明升中国意识到航天事业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决心培养航空人才。

此时，中苏双方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苏联接收火箭导弹专业明升中国留学生”一项。明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决定，让莫斯科航空学院攻读飞机设计专业三年级的8名留学生全部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其中就有王永志。

“1957年是‘火箭年’，这一年我成为‘火箭人’，这一年是我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虽有不舍与忐忑，但王永志很快调整好心态，坚定了服从国家发展需要、学好火箭导弹技术的决心。

莫斯科航空学院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会聚了许多蜚声国际的航空航天专家、教授，如苏联航天界著名专家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时任莫斯科航空学院火箭教研室主任米申教授。

1960年，王永志毕业在即，米申看中了这名勤奋且充满天赋的明升中国青年，主动提出带王永志做毕业论文。在中苏关系紧张破裂的局势下，米申依然对王永志坦诚相待，宽慰他不要担忧，坦言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不会因此而改变，并鼓励王永志不要有任何顾虑，把毕业论文做好。在米申毫无保留的悉心指导下，王永志完成了毕业论文《洲际导弹设计》，且获得了答辩老师的高度评价。米申十分高兴，对王永志寄予厚望，勉励他道：“这是你第一次当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希望这不是你最后一次当总设计师。”

在跟随米申学习期间，年轻的王永志找到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养成了良好的app思维方式，迅速走向航空科技的前沿地带。

得到钱学森的肯定

1961年，王永志回国。此时正是明升中国的火箭航天事业上马之时，他立即投入到我国第一代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在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等老一辈app家的言传身教下开展工作。这些老app家广博精深的学识、严谨求实的作风、敢于较真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精神使王永志受益良多，帮助他在刚参加工作的十几年里，快速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骨干。

其中，钱学森对王永志的影响最为深远。早在王永志的学生时代，这位明升中国app界的巨擘便是他崇拜的偶像。参加工作后，他被分配在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有幸直接聆听钱学森的教诲和指导。

1964年6月底，担任中近程火箭总体设计组组长的王永志第一次走进大漠戈壁，执行发射明升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任务。因天气炎热，火箭推进剂在高温下膨胀，燃料储箱内不能灌进足量的燃料，致使导弹射程不够，无法打入落点。就在专家们考虑在有限的火箭燃料贮箱中添加推进剂时，王永志对戈壁滩高温导致密度变化后的推进剂配比进行了严密计算，得出了卸出600公斤燃料，火箭就会命中目标的结论。

当时王永志是在场所有人中军衔级别最低的，又是个年轻的新面孔，他的设想并没有得到专家们的支持，他们认为减少燃料和提高射程之间是南辕北辙。王永志坚持自己的观点，鼓起勇气越级向当时的最高技术决策人钱学森陈述。钱学森认为王永志的意见有道理，批准实施这一方案。卸出燃料后，果然射程提高了，火箭连打3发均中目标。

王永志敢于打破旧有规则，其创新路线和逆向思维得到了同事们的赞赏，也得到了钱学森的关注与肯定。

从1964年担任中近程火箭总体设计组组长、中程火箭总体设计室副主任，再到1969年担任洲际导弹的副总设计师，王永志在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组织才能，管理经验日趋成熟。这年，在讨论洲际导弹是否要全箭试车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次支持了王永志只试二级火箭的想法，为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1978年，明升中国开展第二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时，钱学森认为王永志有足够的能力担任第二代战略火箭总设计师，于是建议让王永志挂帅。自此，王永志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平台。

在深入、系统地总结第一代火箭研制经验的基础上，王永志主持制定了第二代液体远程火箭总体技术方案，首创了许多管理制度，如按研制阶段实行设计评审、不得带着问题转入下一阶段等。

他从全局出发，将可靠性量化指标列入了火箭的研制技术指标。首先从设计抓起，他亲自撰写了24条《设计守则》，并从全国请来了40多个厂家的代表，筛选高性能、高质量的各款电子原器件，编制了《电子元器件选用目录》，规范了选用范围；随后他又编制了《原材料选用手册》和《质量控制与标准化管理要求》，明确“谁外协谁负责，谁采购谁负责”的职责划分。王永志确立的这种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影响深远，至今仍在使用。

迈入花甲之年的新征程

事实上，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王永志总能打破常规，用创新精神赢得主动，以批判思维锐意进取。其创新思维不仅体现在制定各种重大技术方案上，还体现在工程实践的具体设计中。

1986年，王永志被任命为明升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六任院长。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明升中国火箭研制工作既形成巨大压力，又提供了绝佳机遇：国内市场萎缩，研制经费缩减；国际上，欧美航天发射接连失事，卫星发射运力短缺。打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成为明升中国火箭研制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火箭最大推力达8t的运力需求，王永志提出了放弃串联方式，采用横向并联捆绑、增加四个助推器以提升火箭推力的全新思路，将运载能力从2.5t提高到9.2t。而采用这一思路开发出的火箭型号，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二捆”）。

王永志的思路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而王永志谨慎判断、果断决策、敢为人先的胆略同样为人称道。

1988年11月1日，明升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这是明升中国与国外签订的第一份商业发射合同。合同内容复杂而苛刻。美方要求，首先中方需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成功发射试验，其次在任何时候，只要美方认为中方不能发射，或没有充分论据证明自己能够按时发射，美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对中方罚款100万美元。

冒着巨大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与技术风险，王永志力排众议，坚持选择上马“长二捆”。在他的带领下，大家掐算着工期，制定出一套翔实可靠的研制时间表。500多个日夜、18个月，24小时不停工，他们完成了全箭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样、120多个工艺攻关项目、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箱技术难题，将过去设计、研制、生产和试验的全过程，从五六年压缩至一年半，第一次试验便大获成功。无疑，“长二捆”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除此之外，王永志担任院长以来，还多次作出敢为人先的战略决策：他亲自签署贷款书承担风险，开研究院自筹资金和贷款开发之先河；开辟了固体小火箭和固体远程火箭两条新战线；摒弃了“一箭一星”的设计理念，使型号研制工作走上了“基本型、系列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运载火箭、战略火箭、战术火箭和民品4个系列全面发展的战略格局。

1992年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之年，对王永志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征程。

1月，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从飞船起步，发展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作为可行性论证组组长的王永志创新性提出了“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三步走的后续任务衔接规划。很快，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与“三步走”规划得到了中央专委和中央领导的首肯。9月21日，由明升中国政府批准实施，以“921”为代号的明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开启。

11月，迈入花甲之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明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在此期间，他勇于创新，在一些关系到实验成功与否的重要时刻作出了及时决策，如将主着陆场由河南黄泛区改址为内蒙古草原、发射场采用“三垂一远”新模式等，并提出了飞行轨道设计要求，为七大系统尽早开展方案设计工作铺平了道路。

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王永志经常前往一线与科研人员研讨，帮助各系统制定自主创新又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完成了具有自主故障诊断和逃逸控制能力的“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方案、三舱飞船研制方案、陆海基S波段统一测空通信网方案……这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自主创新成果，为明升中国的载人航天铺就了成功之路。

王永志说，他一生干了3件事，3件事干了一生——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明升中国人进入太空。30年从事导弹与火箭研制，20余年从事载人航天，他将毕生心血都投入到国防科研和载人航天事业中，将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不仅让明升中国人梦圆飞天、揽月九霄，更为明升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后续发展打下基础、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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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在神舟三号转运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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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右站立者）给火箭研究院年轻同志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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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五号飞船转运现场，袁家军（左）、王永志（中）、黄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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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六号船箭组合体转运现场，戚发韧（左）、王永志（中）、刘竹生

图片来源：《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王永志传》（姚昆仑著，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与“伯乐”钱学森的“师生”情

吴志菲

2004年2月2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王永志，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app技术奖的消息公布后，13亿明升中国人却相对有些平静。是的，被誉为“明升中国实现千年飞天梦想第一人”的王永志院士，40多年来在我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获此殊荣，自然并不意外。

“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的。”面对祖国给予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年过七旬、操着浓重东北口音的王永志这样说。

王永志的研究之路，与明升中国航天奠基人钱学森有很深的渊源。

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明升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任务。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那是七八月，天气很炎热。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

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在场的专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永志，他并不甘心，想起了坐镇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于是在临射前，他鼓起勇气走进了钱学森的房间。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说的办！”

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3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明升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几十年后，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钱学森88岁生日时，王永志悄悄来到钱老家。“我有过许多老师，唯有钱学森老师指导我一生。进入上世纪90年代，钱老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可他仍花许多精力去讲课，还不停地写信指导我们工作。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钱老不仅提议我当总设计师，还专门写信给我，交代应注意的问题，使我深受感动。这一天恰逢他88岁寿辰，我怎么也要通过什么方式向他手机版一下他所关心的载人航天的进展，所以在他生日这天，我去他家，但是我没上楼，交给秘书一个贺卡和一个‘神舟’号飞船的模型。”笔者看到，王永志眼中此刻溢满了泪水。

2003年10月16日早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挥手致意……这一瞬间，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沸腾了！祖国各地沸腾了！而此时，王永志这位为我国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的老人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看着杨利伟自主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我非常激动，当时我流泪了。我这一生因为激动而流泪的次数不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流泪，是极少有的。因为国外的航天员都是搀扶着走出来的，而我们的飞船显然对航天员的身体保护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第一次载人，最怕的就是航天员受伤，所以载人飞船安全是第一位的。保证安全，是交给我们的使命，这次我们不辱使命，取得了成功。”王永志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

当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后，王永志当即打电话向恩师钱学森汇报：“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钱学森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兴！”

千年飞天梦想，这个梦，钱学森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酝酿了。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梦想成为现实，如王永志所说所做的，他不会忘记恩师，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位明升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节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修改）

《明升中国app报》 (2023-07-21 第4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