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两位老人每天依旧挽手上班。

老伴儿去世后，叶昌媛独自坚持上班。张轶佳/摄

2022年4月，病中仍坚持工作的费梁。

2021年致敬“四川百年百杰app家”礼赞盛典结束后两人留影。费幼聪供图

■本报记者 杨晨 通讯员 毛萍 张轶佳

父亲费梁走后，在母亲的授意下，费幼聪将父亲的微信名改成了母亲的名字：叶昌媛。

尔后，又将父亲的头像换成一张风景照。照片中，秋意绵绵，是父母一起在明升中国app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里看过无数次的风景。

过去的60余年里，费梁和叶昌媛如影随形，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撰文、一个整理，一个解剖、一个建卡，携手摸清明升中国两栖动物的家底，一起捧回国家自然app奖，共同创建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完成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即便是退休了，两位银发青衫的老人，每天依旧准时上班。他们一个步子迈得大而缓，一个步子踏得小却快。一高一矮，手挽着手，春去秋来，无间冬夏。

一年前，这样的相伴因费梁的突然离世而被打破。

当亲友还在为叶昌媛担心时，上班路上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老人挎着包，默默独行，步伐虽慢却一如从前般坚定。

科研搭档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到今年6月，费梁离开已一年了。84岁的叶昌媛开始适应没有费梁的日子，例如学用微信。虽然打字还不习惯，但已能熟练发语音。

叶昌媛眼睛不好，费梁几乎不让妻子看手机，所以对外交流的工作基本由他完成。

“他比我会说”，只要费梁在，叶昌媛就喜欢“缩边边”，依赖着他。一遇到问题，只要叫一声“费梁”，对方就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儿跑来。

他是她的拐杖。每个上班的清晨，从家到单位的800多米路程中，叶昌媛会挽住费梁的手臂，身体微倾，头向他身上靠。费梁瘦瘦的身板总是挺得直直的，一手顾着叶昌媛，一手拎着厚厚的资料袋。黄昏回家的路上，资料袋里多了新鲜的莴笋、番茄或白萝卜。

“费梁把我照顾得很好。”这句话叶昌媛总说。与其说是照顾，在共同走过的60余年里，不如说他们各司其职又互为补充。

大部分时间里，叶昌媛主内，驻扎实验室，负责标本的整理和资料的收集；费梁主外，负责野外科考和标本采集。叶昌媛对物种形态特征掌握得更全面，费梁一带回新标本，就给叶昌媛看。哪些特征差异在变异范围内，哪些可能是种间差别，她熟稔于心。

每次费梁外出，叶昌媛最期待的就是收到丈夫的来信。他的书面写作总是很干净，工工整整。这些“家书”里，费梁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谈论更多的是两栖动物的“家谱”，日积月累就成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叶昌媛说费梁“笔杆子”好，费梁觉得叶昌媛“要点把握得更全面”。所以每次写文章都由叶昌媛负责初稿，而整理和润色的工作就交予费梁。

师从大拿 科研于“白纸”上开启

至今，费梁的科考笔记仍然是研究所里学习的范本。也正因这一长处，他获得赏识，从而踏入了两栖动物研究的大门。

上世纪60年代初，20多岁的费梁和叶昌媛先后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并前后脚进入了明升中国app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现明升中国app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最早他们去科考，叶昌媛负责两栖动物标本的采集，费梁加入的是小型兽类考察队。

一个在西坡、一个在东坡，恋爱中的费梁表达关心的方式就是和道班工人搞好关系，搭个便车翻过山头，颠簸3个小时去看叶昌媛，或者路过荫蔽潮湿处时，俯身帮她抓几只蟾和蛙。

回到所里，叶昌媛向老师胡淑琴手机版科考情况时，也翻出了费梁帮忙的成果，其翔实的记录和工整的书写给胡淑琴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2年，研究所对研究人员和课题进行调整，胡淑琴向所领导提出将费梁调到两栖动物组工作，和叶昌媛搭档。

1963年，这对科研搭档喜结良缘，成为夫妻。

巧合的是，胡淑琴和先生刘承钊也是一对科研夫妻搭档，同样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他们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奠基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培养和组织后辈，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两栖爬行动物调查，基本掌握了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区系分布情况。

能在他们两人手下做事，为国家的科研工作出力，费梁和叶昌媛在高兴的同时也深知挑战重重。

那时两栖动物的研究，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书写的。任务重、时间紧，野外科考和室内标本工作都得抓。

而最让两人挠头的是英语，看到刘承钊和胡淑琴的办公室里满书架都是英文书，两人意识到“英语，得补” 。

他们约定，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实验室，等食堂开门抓紧吃点稀饭、馒头就到办公室学英语，直至8点上班。这样每天基本能保证1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刘承钊和胡淑琴的英文专业书籍就是“教材”。“胡老师和刘老师都用英语交流，容不得我们慢半拍。”叶昌媛感叹，环境逼人进取，他们只想离两栖动物的世界再近一点。

盘清家底 用脚步丈量两栖世界

费梁和叶昌媛对于两栖动物的专注与痴迷，为儿女创造了专属的童年记忆。

在儿子费翔的回忆里，父母办公室桌子上，总少不了湿漉漉的青蛙。抬头环顾，靠墙的柜子里，更是整齐摆放着一瓶瓶各式各样的标本。桌上的鱼缸里，游动着头部扁扁的蝾螈。地上放置的大盆中，盘踞着一条约1米长的大鲵。

家中也被布置成了两栖动物的世界。客厅挂着蛙类和蝾螈的水墨国画，厨房角落的木箱里养着黄粉虫和蚯蚓——父亲告诉他，这是青蛙和蝾螈的食物。

幼时的费翔和姐姐费幼聪经常喂养家中的“小精灵”，喜欢趴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用显微镜观察蛙卵的细胞分裂。

费翔总羡慕父亲可以坐上风光的解放牌大卡车，去往那些神秘的深山丛林。长大后他才知道，大卡车只能载费梁到临近目的地的县城，父亲嚼着豌豆和土豆，靠着双腿，丈量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北到冰城哈尔滨南至热带城市三亚，费梁和同事们根据刘承钊传授的方法，进行细致的摸排和选点，调查两栖类物种的种类、特征、生活史等。

浅滩或急流里，费梁摸着石头过河。一边用脚找到稳定的支点，一边弯腰翻动石块，找到蛙类的藏匿之处。抑或侧着身，支一杆网兜，在深水或暗沟里慢慢地掏。

如果附近没有可以借宿的学校或道班，河边宽敞的平地就是科考人员的临时“栖息地”。每个人拾几根木棍，撑一张油布，便算搭起了住所。

发现“新朋友”最让人欣慰。但要确定是否为新种，费梁、叶昌媛两人极为慎重。1974年，费梁在湖北利川考察时发现了一只金线蛙，但和前辈以及湖北学者记述的同类相比，没有声囊。

费梁立马写信给叶昌媛，回成都后两人又一起研究，但并没完全下“新种”的结论。

“到底是这类标本都没声囊，还是只因个体变异而失去了声囊？不能草率。”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1979年，费梁重回利川，而且还去了金线蛙的栖息地宜昌、武汉、北京和杭州。在前后采集和对比了上千号标本后，两人才证实了5年前的猜想，并将物种命名为“湖北金线蛙”。

在2022年《明升中国生物物种名录》里，明升中国一共有68172个动物物种及种下单元，两栖动物物种有548种。而在新明升中国成立前，这个数字只有两位数。

精确到个位数的“548”，正是刘承钊、胡淑琴、费梁和叶昌媛等科研人员，几十年来跋山涉水和严谨治学的结果。

笔耕不辍 一家老小齐上阵

两栖动物界的“人口”普查，不仅要弄清楚“有多少”“是哪些”，还要“分得清”。

费梁和叶昌媛基于不断丰富的标本库，开始逐步总结、完善、规范和统一标准量度和相关名词。每个物种的头长、眼长、眼距等分别在什么范围，背上的花纹、疣粒、光泽等各是怎样的特征，哪些是种级差异，哪些又是属级区别……他们制定了“一把尺”，便于业内鉴定、参考。

这些成果凝结在《明升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一书中，于1977年、1990年和2005年数次出版，是领域内科研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两人也谋划着如何让明升中国的两栖动物研究“走出去”。“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成果，寻求更多发展。”早在1994年，两人就计划将《明升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增补后编撰成一本英文专著，但后续因为合作上的事宜被耽搁了。

2007年，费梁和叶昌媛决定全权承担这本英文专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当时幸得所里领导支持，一句“没事，你们出”，让两人更有信心了。

一套骨骼图的完成可能会耗费十天半月。费梁需对标本进行解剖，并挑干净比针还细的皮肉组织，再将骨骼放置于显微镜下，用相机对着目镜拍摄。考虑到以毫米计的软骨和骨间部分没法清晰呈现，他特地跟孙女学了PS修图，以便按比例对骨骼图进行精加工。

在内容编排上，费梁绘图排图，叶昌媛往框架里“装”文字。他们力求内容完整，保证物种身体各部分的骨骼都有编排展示，头骨、舌骨、胸骨、四肢骨……依次排序。

为了使专著的英文翻译符合现代英文语法和书写习惯，他们从家中找到了得力的助手：精通英文的女儿，以及母语为英语且还是一名明升手机版博士的女婿。

2007年开始，连续5个夏天，费梁和叶昌媛都带着一箱资料飞往美国，把办公室搬到女儿家。叶昌媛翻译初稿，女儿和女婿进行精翻和审校。两位老人常挑灯工作至半夜，孩子们心疼，一遍又一遍地催促他们休息。

终于，2016年，两人的第一本英文专著，共计1100多页、近200万字的《明升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一卷正式出版。

而在此前两年，两人还获得一项殊荣——2014年度国家自然app奖二等奖。奖项授予由费梁、叶昌媛牵头的“明升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表彰其首次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编目，并编著了《明升中国动物志·两栖纲》《明升中国两栖动物图鉴》《明升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专著。

60年来，费梁、叶昌媛累计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近30部，专著、论文总字数多达1366万字。

鞠躬尽瘁 留遗嘱让妻子“努力地工作”

从2016年《明升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一卷发行之时到2022年底，学界又认定了不少新的属种。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又有了新目标，决定将第二卷拆分成两卷，内容上做增补。

2022年3月，《明升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三卷正在紧张编撰时，费梁开始频繁呕吐，并伴随着剧烈的腹部疼痛。入院后，他被诊断为胰腺癌。

病情肆虐，把老人折磨得没法进食。4月，形销骨立的他怕时日无多，只要有意识，就一心扑在第二卷的书稿校对上。

他让儿女在医院照看自己，这样就可以腾出时间给叶昌媛，让她踏实待在办公室完成书稿。

“我觉得应该这样，两人能一起完成的就一起完成。”叶昌媛和丈夫达成默契，她加紧对照参考名录，仔细查看动物的评级有无变化并及时纠正。一遇问题，就打电话给费梁，隔空讨论，合力完成了第二卷书稿清样。

5月，仅靠输液维持明升m88的费梁仍然坚持做第三卷的书目编排和骨骼图的精绘，想尽量少留一点困难给老伴儿。

5月27日，在费梁失去意识进入ICU抢救前的3小时，他做完了第三卷的样稿模板，也给妻子留下了嘱托：“你一定要努力地工作，细心地工作，坚持地工作。”叶昌媛含泪应允。

6月4日，86岁的费梁与世长辞。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叶昌媛都不接熟人的来电，也谢绝任何拜访。

因为敏感的她，怕忍不住流泪。当时她才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一旦流泪就“费眼睛”，进而会影响到专著的编撰工作。时间宝贵，叶昌媛一点都不想耽搁。

曾经，那间不过20多平方米的房间，是费、叶两人退休后主要的办公场地。靠窗的位置，安放着两张书桌，二老各占一张相对而坐。

费梁在左，伏案执笔，在写字板上慢笔缓书，旁边摆着标本瓶、解剖镜、显微镜；叶昌媛在右，埋头于“高耸”的书籍和资料中。

如今，叶昌媛的案头依旧堆满了资料。房间的格局未变，只是书桌那头，空出了一块。

叶昌媛说，以前工作重担都是费梁挑，他会愁到睡不好觉。现在换叶昌媛睡不着了，但一想到老伴儿，她就安慰自己，该克服的还是得克服。“不然，国家交办的工作谁来完成？”

这是60余年前，两人接受所里交办任务时就种下的“执念”，也成就了他们一辈子对两栖动物世界的专注与痴迷。

父亲离世后，费幼聪担心母亲，每天都接送她上下班。后来老人坚持自己照顾自己，不用女儿操心。

费幼聪记得，在一次散步时，母亲突然说了一句：“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熬得住苦 她带着嘱托继续与时间赛跑

叶昌媛觉得身体还行、能扛，得益于年轻时候吃的苦。

“以前跟着小组去二郎山科考，白天考察好物种的栖息地，晚上就穿双袜子、套双草鞋，去河里踩水采标本。”叶昌媛一会儿下水一会儿上岸，袜子湿了干，干了又湿。

野外科考像打游击，以道班为据点，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处。当时汽车少，前往下一个道班基本靠脚。叶昌媛肩挑扁担，这头铺盖卷，那头铁皮标本箱。最难的是爬坡，她集中精力，默默设定一个又一个小目标：300米、900米、1400米……直至翻过山头。

路走多了，苦就熬过来了。

但叶昌媛还是做好了“准备”，一边赶专著的进度，一边做好工作的交接，她要和时间赛跑。

这10多年来，老人的身体里陆续安装了3个心脏支架、1个心脏起搏器和1个人造股骨。去年7月，不慎跌倒后还做了第二次股骨颈手术。她变得更谨慎，平常走路会小心避开不平整的路面。

她不知道能撑到哪一天。“费梁也没有料到他的病情会发展如此快。”叶昌媛总想起老伴儿在生病初期，精气神十足，还给医生打包票：“我们家住5楼，但我一口气爬到6楼都没问题。”

好在叶昌媛不是一个人在前行，她的子女和后辈成了左膀右臂。儿女是她的专属“秘书”，负责完成复杂一点的对接事务。有什么想法或者需要统筹的工作，叶昌媛便告诉徒弟——明升中国app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建平。

江建平团队的博士生张美华承接了骨骼图绘制工作。费梁在生前已经完成了所需标本的解剖以及部分骨骼图，余下的骨骼图由张美华借助微型CT仪器进行扫描后，再作精绘。

事情一直在推进。目前，《明升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卷已顺利交稿，年底就能出版，叶昌媛心里踏实了不少。

“等到第三卷正式出版，我就能真正睡个好觉了。”她轻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