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等教育与科研的关系正变得越发密切，党的二十大手机版更是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然而，蓬勃发展的科技创新活动如何为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赋能，实现三者之间的互联、闭环乃至融合？换言之，科技资源如何有效地向教育资源转化？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科技活动的类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其主体包括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以及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企业。主要人力资源包括高校教研人员和研究生、科研机构的专职科研人员以及企业的研发与技术人员。科技资源包括有形的经费、人员，以及无形的课题任务两种表现形式。

在研发投入上，根据《明升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1》公布的数字，我国大学的研发经费约四成用于基础研究、五成用于应用研究，约一成用于试验发展。企业的研发经费九成以上用于试验发展，少量用于应用研究，只有不足1%的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约有一半用于试验发展，三成多用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占比在两成以下。

以上是我国科技活动的基本格局。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格局是高校占据主体地位，只有约2%的招生在科研机构，企业则不具备授予学位的资格。这里主要谈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向教育资源的转化问题。

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我们存在很多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比如，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产品开发前，有预研任务和前瞻性探索性研究的任务需求。这类任务是应用app家和卓越工程师培养中最重要的课题资源。其特点是应用性、探路性、小团队、低成本解决问题，其转化成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的概率极高。

然而，如果该企业没有和大学（确切地说，是和大学的教研人员）建立长期联系，没有好的合作机制，课题资源便只能局限在企业内部，突破不了边界，研究生便无从参与进去。

再比如，一些科研机构承担重要科研任务时，需要大量的科研后备力量支持，但其高级研发人员由于评价等原因，难以与大学实现双聘，并且由于缺乏博士生招生指标，只能与境外高校合作培养人才，授予境外学位。这就导致本来可以“自主培养”，却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形成这些障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企业缺乏参与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企业的营利目标与大学的育人目标不匹配、企业的部分试验发展任务不能转化为科研课题等。但在笔者看来，没有建立有助于科研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的研究生教育宏观治理体系是最重要、最本质的原因。

该问题的具体表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没有一个统筹科技事业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机构以及完善的协调机制；教育发展开放性不足，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活动的准入限制过多、激励机制不足；教育内部的“小规律”“小制度”相对固化，存在路径依赖，牵制了教育与社会间理应形成的“大规律”和“大制度”。《明升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但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这远未实现。

要解决科技资源向研究生教育资源转换的“肠梗阻”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

一是大学作为独立实体，要具有吸引科技资源培养人才的内生动力；二是要存在一批研发投入较高、有稳定的研发需要进而产生稳定研发人力需求的企业，并且市场上的高层次研发人力有效供给不足；三是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在研究生培养上有一定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四是宏观政策对所有高研发投入企业参与研究生培养有系统性的激励措施。

上述四个条件分别解决的是“有需求转换”“有意愿转换”“有资格转换”以及“有利益转换”的问题。应该说，其中第二个条件在我国是基本满足的，但其他三个条件的创设依然不够，需要重点予以关注。

当然，这些条件的创设还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条件作为依托，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只简单谈一谈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一，建议扩大企业参与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受众面。对于一些国家布局的高端研究生人才培养项目，目前的参与方只涉及极少数央企，而大量吸收研发人力且极具体制、机制灵活性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却难以参与其中。但事实上，这些企业往往处于技术竞争的最前沿，有海量的科技资源等待被发掘出教育价值。

第二，建议拓展科研机构与大学“科教融合”育人的途径。当前，科研机构在研究生培养规模上是下降的，且处于边缘位置，但其拥有的科技资源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传统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地方科研院所等不同主体拥有的科技资源各有优势，转化为育人资源也各有优势。特别建议学习德国的大学外研究所与大学的“双聘教授”制度，让研究生能“在研究所科研，在大学拿学位”，以盘活研究生培养的资源。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app研究院副教授，本文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平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