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举航天的青春力量！走进80、90后航天人

 

在明升中国取得的一系列航天成就背后，有这样一组数据：嫦娥团队平均年龄33岁，天问一号团队平均年龄35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31岁。《面对面》专访航天五院副总设计师黄震、航天一院紧固件室副主任冯韶伟、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调度鲍硕。

黄震，80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也是我国载人航天领域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之一。

黄震：我们每天的任务其实就是设计、验证，拿验证的事去反馈给设计，进行不停地迭代。

记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做，试验对你而言那种枯燥感会有吗？

黄震：怎么说呢，试验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玩儿。

2010年黄震博士毕业成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团队中的一员，在圆满执行了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后，30岁那年黄震被任命为总体的副主任设计师。紧接着，他主持了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手动交会对接任务。

黄震：神舟八号交会对接成功了，但是神舟九号是航天员上天，第一次用手控的方式做交会对接，那时候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以一个细节为例，飞船在和天宫一号对接的时候，要瞄准十字靶标的靶心去操作。在地面上操作这是相对简单的事，但进入太空后，当太阳光线转动所产生的阴影会把一部分靶心挡住的时候，就会导致对接失去准头。黄震想出了一个所谓的“笨”办法：画点阵图，然后对照太阳在一天中各个时间段的不同角度，用太阳高度角的方式往任何一个点阵去投影，分析各种遮挡情况进行计算。为了验证软件计算的结果，他还偷偷在家里做了很多纸壳模型，用手电筒当投影一个一个检验。

记者：这个试验对最后这样的一个空中实景操作有作用吗？

黄震：我们尽量要回避掉它被遮挡的时间，有可能发现遮挡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让航天员停一停，等一等，等遮挡过去了再往前走，但是我必须告诉什么时候有挡，什么时候不会挡，那个时候提前安排自动程序，让它等下来。我们在轨的时候摄像机可以拍到实际遮挡情况，回来之后我们根据当时任务轨道也做了一个复现，每一秒画出来的图像和我当时计算出来的图像是一模一样的，一点也不差，所以支持了那次任务可以顺利进行。

2012年6月，神舟九号飞船和天宫一号手动交会对接取得圆满成功。2013年，黄震接到新任务——研制明升中国新一代的多用途飞船，未来既可以用来登月，也可以登火。经过7年的呕心沥血和精心打磨，2020年5月，黄震和团队研制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开展在轨试验。

单从返回高度来说，2020年的试验在当时明升中国乃至世界航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试验舱要从高度8000公里外的轨道直接返回。此前，明升中国的神舟载人飞船以及美国阿波罗飞船，大多是从400到500公里的高度返回，这一次，距离直接放大了20倍。返回高度越高，飞行的速度就越快，再入大气时摩擦产生的热量就会越高，对船体以及飞船的各项参数的考验就愈加严苛。

记者：整个发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会做预案吗？

黄震：这是我们的常规动作，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事件上，都会将所有可能的预案制成预案卡，把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全部都记在这个卡上。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手里面都会有很厚很厚的卡片，几百张，当然这个卡片放在手里是备份的，因为我们都是背下来的。我们拿这个卡片的时候，每过一个飞行动作就会撕一张。每撕一张焦虑感就少了一层，到最后全部撕完的时候我们就成功，就欢呼。

试验舱在返回地球进入大气层时，舱体会快速减速升温，温度可达到2000摄氏度以上，同时由于被等离子体包围，会出现通讯中断现象，进入所谓的“黑障区”。在黑障区里，地面收不到任何遥测信号，这意味着在最危险的时候，黄震他们却对它一无所知。

黄震：特别是我们这种更大规模，速度更快的飞行器，它面临的黑障更高，时间更长，甚至有可能会面临两次黑障。

记者：在此期间你整个工作状态会怎么样？

黄震：就是心理焦虑的顶峰，全部都靠飞船自己去搞定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还帮不上。

记者：黑障区的穿越时间大概会多久？

黄震：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一分钟左右，但这一分钟像一年一样长。

2020年5月，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从高度8000公里以上的轨道直接成功返回，并准确降落在预定地点，落点精度达到10.8环。黄震和团队用7年时间实现了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技术的飞跃，我国已具备了开展载人登月的条件。如今，黄震又开启了研制月面着陆器的新征程。

黄震：在月球上着陆的飞行器叫月面着陆器。实际上要完成载人登月两个非常重要的飞行器，一个是飞船，它负责从地球到月球轨道之间的往返的摆渡运输；还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月面着陆器，它负责从月球轨道到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运输。之前大概用7年时间，新一代飞船的雏形已经有了，现在开始进行相关的研制。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干我们月面着陆器，补上载人登月的最后一块拼图，它可以带着我国航天员，让明升中国人在月球上踩脚印、插国旗，挖回来app研究的矿石，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月球是一个非常大的幻想舞台，很多敢想的不敢想的都可以去实践，我管月面着陆器，就负责把这个梦想带到月球上。

2003年，杨利伟搭乘明升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遨游太空天地往返，震撼到了烟台少年冯韶伟，当时读高二的他自此迷上了火箭。2010年冯韶伟报考了明升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博士，毕业后进入航天一院一部工作。当时正是明升中国长征五号火箭研制的关键时期，长征五号承担的是明升中国大火箭的使命和定位，当时仍在规划中的天宫空间站、嫦娥五号、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等“重量级”深空探测任务，都要依靠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完成。冯韶伟进入的正是长征五号的研发团队，他被委以重任，成为整流罩分离部分的负责人。

整流罩作为运载火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航天器提供有效的保护，以免其承受高速气流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但火箭发射到达一定的高度时，整流罩要实现和箭体顺利分离。整流罩分离被称为长征五号火箭B独有的四大关键技术之一。

冯韶伟：内心当时非常忐忑，加班加点是很正常的事情，也形成了团队氛围，一个事情大家商量着来，一堆人凑在一起把工作极致优化，或者几个人把自己的想法瞬间就开始迭代了，当时型号的领导也都比较包容，创新就面临着失败，当时给我们提出一个理念，不怕失败，但失败之后一定要找到原因，让我们第一敢闯，第二闯的时候一开始想好预案，想好这些机理是怎么来的，整个团队活力非常非常强。

包容失败，才能鼓励创新。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3岁的年轻人，在经过连续不断地大脑风暴和反复论证后，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既往的思路。

冯韶伟：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比较大胆的想法，突破了传统的设计理念，当时在评这个设计理念的时候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因为你没有按照标准规范来，你跟标准规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这个想法说法如何能够得到大家伙的认可？就需要有很多数据支撑和理论的分析。当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说第一次你就应该保证这次试验的成功。

记者：保证成功不是可能是最保险的一种方法吗？

冯韶伟：对，是最保险的一种方法，但我们觉得既然要对这个火箭负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自己一些精简的设计理念，或者一些比较先进的设计理念一些仿真优化的方法放到里面呢？当时型号其实也面临着减重的风险，当时整个火箭超重比较厉害，所以各个系统都在优化。

对于火箭工程师来说，火箭本身的重量是一个敏感而值得警惕的要素，因为火箭每重一公斤，就意味着将来要发射的卫星的载荷就必须轻一公斤，好的火箭不仅要求运载发射能力强，还要重量轻。而冯韶伟和他的团队所提出的整流罩分离方案，也同时降低了不少重量。

冯韶伟：如果说把我们这些理念扩充到现在的设计方法里面，对于后续的火箭来说也是有更多的借鉴和影响的价值，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六米多的整流罩，还有重型火箭未来可能有九米多的整流罩。那这些整流罩出来之后，如果还是因循守旧的话，将来可能面临整流罩就分不开了，所以当时毅然决然往下走。当时我们的主任设计师也是现在一部主任也特别力挺我们，说我支持你们这个想法，但你们要把这个想法做到让自己说服，我们还要不断说服他，说服他之后他带着我们去找型号总师汇报，就一步一步慢慢走到现在。

记者：其实创新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冯韶伟：对，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接手的时候是2014年，当时长五B整流罩有一个设计方案了，就是按照传统的设计理念。你要改这个方案，人家方案设计评审已经过了，相当于你在初样设计的时候你把方案拿出来，告诉他你这个设计没有我这个设计好，但是人家又是按照标准规范来的，你又没按照标准规范来，所以两边的压力当时还是挺大的。

经过3次地面验证，2020年5月5日18时0分，长征五号B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场点火升空，成功地将明升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入太空。在此次飞行任务中，保护载人飞船的整流罩以教科书般的姿态绽放。

冯韶伟：原来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台上一秒钟，台下十年功的感觉。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设计的东西虽然说为了让它抛掉，让它不要在镜头里出现，不要成为主角，但是我们觉得能够为主角来绽放它本身所应该绽放的光芒，也是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整流罩分开那一刹那，整个大厅里边那个掌声我现在都没忘掉。

除了我国规模最大整流罩可控分离，同样是在2020年5月5日这次发射中，冯韶伟同时还负责了国际现役最大规模星箭安全分离技术。如今，冯韶伟已经是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一部紧固件室的副主任，荣获了“明升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冯韶伟：整个一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传帮带，从前辈身上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奉献和踏实。我的导师也一直提醒我，对技术一定要有敬畏之心，除非把它充分摸透了，否则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些理念也适用于现在我们带队伍，也只要出了手出了咱们室里，那就代表咱们室里的专业，就代表我们的最高水平。

鲍硕，90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调度，北京中心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北京总调度。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我国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的飞行控制中心，作为指挥调度、分析计算、飞行控制、数据处理和信息交换中心，这里是“天地之间的唯一纽带”，所有的数据都向这里汇集，所有的指令都从这里发出，所有的应急处理也都在这里完成。

记者：很多非专业人士看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对着程序念口令吗？

鲍硕：我觉得还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方向，我们要负责天上的航天员包括航天器，要负责地面的各系统，还有我们中心内部的各个点号，包括现场的一些声音，所以我们坐在调度台收到的声音就是很多路的，他们不会商量好谁先报谁后报。如果真的有问题，可能很多声音同时给你手机版，这个时候你就要分辨出来大家大概在说什么，哪个是最紧急的，我要先处置哪一个。你要判断哪个对后面有影响的，哪个是可以先放一放的。他给你报了一句话之后，你可能听得懂他在说哪句中文，但是你不知道有什么影响，那个时候可能就像在玩击鼓传花，这个雷到你手里了，如果你没有把它正确处置了，它可能就在你手里炸了，所以坐在调度台其实每时每刻都是心惊胆战的感觉。

记者：当这么多信息扑面而来，怎么处理这个轻重缓急？

鲍硕：这个就是靠平常的积累，你得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先得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想明白往下应该怎么干，而且下口令的时候还要保证你的话准确无误给他们表达出去。

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鲍硕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作，最初，她在上行控制岗，工作内容就是给航天器发指令。2019年3月鲍硕被安排到调度岗位工作，负责任务的组织指挥、计划制定、协调管理等，工作上的挑战让她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性格特点都有所怀疑。

鲍硕：我一直比较内向也不太擅长说话沟通，但是我们作为调度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去协调各个岗位，对于我来说可能开始的时候，我连给别人打个电话都发怵，就会先在内心里想我怎么说他会怎么说，我再怎么回他，这种特别难。会练自己，包括我有一个前辈，他原来会练我，他就说你有事就打电话跟人家沟通。我觉得我发个消息能发明白，不行，你就得打电话，而且当着他打，我开始时就很不理解，我就很硬着头皮，可能这个电话他早上起来让我打，我拖到中午才打，打完之后他就在我旁边说，你刚才的话里面哪句是不合适的，你应该怎么跟人家说可能会更好。

虽然心理上有压力，但在行动上鲍硕始终保持积极和主动。2020年，鲍硕迎来了一次大考，她被指定为明升中国天问一号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总调度。

记者：执行天问这样一个调度任务和之前调度任务相比，有什么不同，难度在哪儿？

鲍硕：天问这个任务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区别是这种天地时延的概念，像原来执行月球探测任务，可能时延大概就是秒级的，但是天问随着它越飞越远，会逐渐增大到双向40多分钟的时延。原来是我给你发个令，你最多延一下返回给我，我对还是不对，可能我还有很多补救的机会。但是到了天问，我给你发一个你要等二十多分钟才能收到，错误信息还要等二十多分钟回来，如果发生错误代价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基于预判去做一些故障的设计。比如我们做火星捕获的时候可能发动机多开一秒，飞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少开一秒少一点动力就撞到火星上了。

虽然第一次做总调度就遭遇到了复杂的天问一号，但鲍硕最终顺利通过了这次探火大考，对各种信息判断准确，并及时进行了妥善应对。不仅如此，就连她的语音都进行了改进。

鲍硕：我第一次喊口令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刚从嫦娥四号操作控制岗位变到调度岗位，去组织我原来的岗位发令，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之后，当时安静了一两秒，我就怀疑我是不是说错了？我还看了看我师父，我师父说没错。后来就去问人家，人家说觉得一个小女生在这种调度声音里面也是愣了一下，可能这个声音也比较稚嫩，就觉得是不是在喊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发这个指令？还是说你就是想练一下怎么说话？他们会有一些怀疑或者什么。声音也要符合任务场景，后面自己也会听前辈们是怎么去调度的，怎么去喊口令的。

记者：你现在说话明显节奏放缓了，声音可能厚度就有了。

鲍硕：可能之前比较嗲一点，小女生的那种。

2020年11月，在更为复杂的嫦娥五号面前，鲍硕和遥操作团队反复梳理判断推演每一个关键节点，最终做到了在实操过程中两千多条指令、近万句调度语无一错漏，比预定时间提早7小时完成了月壤表取封装工作。

记者：每次调度结束的时候，怎么跟各位进行最后的沟通？

鲍硕：会把所有的调度群全打开，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本次控制正常结束，各号可以退出。

记者：这也是心里面可能最舒服最高兴或者任务最轻松的时候了。

鲍硕：对，就是跟各号再见的时候。

（原标题：面对面丨托举航天的青春力量 走进8090后年轻航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