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钱、缺资源，这是西部高校给外界留下的固有印象。而随着财政的持续投入，西部高教获得的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加大。

一项来自新疆石河子大学教授蔡文伯团队的研究显示，2011~2020年，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以2017年为拐点，分为缓慢上升和急剧上升两个阶段。以西藏为例，相较2011年，2017年前，西藏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增长了26.36%，而在2017年后，共增长237.35%，增幅显著加大。

数据背后，如今的西部高教依然要面对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怎样激发西部高校内生力的拷问。

下一步以省级统筹为主

据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央转移支付（补贴）排名前10的省份中，西部省份占了4个，分别是四川4933.0亿元、云南3373.3亿元、新疆3089.2亿元、广西3038.19亿元。紧随其后的是贵州2824.7亿元、陕西2543.82亿元、甘肃2533.5亿元、内蒙古2465.8亿元。

在近日于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第五届西部高教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指出，中央给西部的转移支付几近财政的极限。地方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能不能向教育或者高等教育更多倾斜、西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生力是上升还是下降，都是西部高教发展中应该解决的“梗阻”问题。

多年来，我国试图在高等教育领域缩小东西部差距，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明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立国告诉《明升中国app报》，相比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在人才队伍、重点学科建设、科研能力、经费投入和高等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方面仍有差距，但从每十万人口本专科在校生规模等方面来看，东西部差距并不明显。

云南大学教授董云川认为，在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要过度强调平衡发展，评判教育的眼光应放在发展的角度上。西部教育需要参考客观生态、政策环境、主观追求、手段策略四个维度。

“下一步，西部高教的发展要重点提高人财物的配置效率，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李立国说。

北京大学教授蒋凯认为，加大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力度、增强本地区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纵览发达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历程，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等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政策。

比如，美国政府分别在1862年和1890年两次实施《莫里尔法》，有力地改变了当时的区域经济结构，为该国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和区域间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政府开始在中等城市扩充、整备并新设国立大学，同时抑制大都市扩充新设高校。

建设西部高教发展特区

“将西部高等教育捆绑成一个概念，是制约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瓶颈。要想实施‘靶向治疗’，就要将西部的高等教育发展齐步走分成部分先行。”洪成文告诉《明升中国app报》。

蔡文伯指出，我国西部地区内部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点，表现为四川、陕西两省发展水平较好，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趋近；重庆市得分离中部均值不远，发展水平相对不错；其余地区则较为落后。

“建设高教发展特区是西部高教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洪成文说，即由中央政府按照经济特区的做法，为高等教育发展划定特区，既可以学习深圳模式，也可以学习浦东新区建设，甚至可以学习海南自贸港的做法。建立国家级的高教发展特区，既是明升中国高教发展特色，也可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借鉴。

他建议建立小范围试验区，如贵阳—遵义试验区等省试验区和省内试验区；中等范围试验区，如云南—贵州试验区、川渝试验区；较大范围试验区，如大西北通道改革试验区、大西南通道改革试验区。“试验区如果能够实验成功，就可以带动更多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陈涛提醒道，高校发展要注意避免一体化陷阱，即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会影响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色化和差异化，造成同质性发展。因此，区域高等教育是否需要一体化、怎样一体化，值得细究。“目前，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多停留在顶层设计，落地较为困难，小范围合作必须强调务实的精神。”

西部能留住哪类人才

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人才是关键要素。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刘进从8.9万名原“211工程”高校教师流动的大数据分析中发现，近年来，我国研究型大学 “孔雀东南飞”（西部教师流向东部地区）的频次出现下降趋势。

刘进解释道，这既可能与相关政策限制有关，也可能与东部研究型大学对于师资质量的要求提升、东部高校更多面向全球主要学术劳动力市场引才有关。

他们进一步发现，西部人才向东部流动并不主要发生在大学教师的流动阶段，而是从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就已开始出现大范围、批量化的人才东流。由于中西部地区无法保留最优质的博士生源，留在西部的生源就业后向东部高校的流动能力出现弱化现象。

从就业端来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咏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经济状况差是西部地区高校专任与非专任教师主要压力源之一。“提高工资水平、缩小期望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距，可以有效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幸福感。”

就自我“造血”功能而言，蒋凯指出，一方面要增加西部高校博士生的招生名额，另一方面要实行中西部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

刘进提醒道，博士点的增加应重点解决西部人才不足的问题，“我的一个担心是，西部高校千辛万苦拿下来的博士点，最后只是在职人员提高学历的途径”。

同样是吸引人才，厦门大学教授王洪才留意到一个现象——由于考核的升级，东部高校人才过剩的局面开始出现，“二八现象”越来越普遍。“东部高校人才迭代形势越来越明显，研究范式转变，国际人才开始替代本土人才，一批中年人才渐感不支，再发展下去，会有更多人选择‘躺平’。”

西部高校成为这类人才的“蓄水池”。王洪才的同事到了西部援藏、援疆，备受当地高校重视，感到自身潜力得到了极大发挥。

如何盘活这类人才？王洪才指出，不能把支西当成一场“临时战”。“目前，东西部高校缺乏对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传统的人才体制也束缚了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东部高校缺乏人力资源输出的思想准备，西部高校也缺乏接收东部人才的体制机制。”

对此，他建议，国家建设东部人才输送西部高校的财政支持体系，东部高校建立援助西部高校人才发展计划，西部高校建立人才融合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