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错学校误三年，选错导师毁终生”“今天你被导师关爱了吗”“导师与学生，怎样的关系最健康”……这些略带调侃的话语，反映了当下导生关系的紧张。

不少高校积极寻求“破题”之道。首都师范大学一位主讲老师曾在研究生导师培训上，首次引入了师门组织文化类型——散养式师门、部落式师门、家庭式师门、科层式师门（简称散养式、部落式、家庭式、科层式）。

这些内容出自一篇10万+的“网红”论文，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杰和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晁亚群。“我国的研究生培养主要实行导师制，由此形成了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师门作为情感链接的最小单位，对研究生个体的影响重大，不同的师门组织特征造成了研究生发展的异同。”林杰说。

大多数师门都有主导文化类型

“读书会到底怎么安排？是读经典（书籍），还是前沿（书籍）；是一人读一本书，还是大家同读一本书？”“除了读书，还有科研，还有非学术活动，又该怎么开展？”

2017年，这些有关形成师门独特文化的元素，萦绕在林杰脑海中，“让我不禁思索‘究竟师门会该怎么开？’‘别的师门会又是怎么开的？’”

林杰素来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论文选题，早年间，他从事导生关系、校园霸凌的研究时，就是从身边或手机版热点中汲取灵感。“张门弟子”“陈门才俊”……每次微信、QQ中的师门群闪动，其实都在提醒研究生教育中，“师门”这一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100个师门可能有100种师门文化，究竟能否将师门类型分清？开始时，林杰也不敢打包票。通过引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金·卡梅隆的组织文化诊断概念、研究生深度访谈、发放调研问卷等方式，最终他们将师门分为四种类型——散养式、部落式、家庭式、科层式。

在晁亚群的访谈资料中，有关散养式，受访者反复提到了“放养”“不管”，放养式教育成为其主导特征。有受访者第一天参加师门聚会，就听到导师说：“想结婚的就结婚、想生孩子生孩子，想干吗干吗，你随意，但是学位论文要对得起我。”

部落式反复被提及的关键词是“尊敬”“权威”，主导特征是共同价值观。受访者对导师的尊敬之情跃然纸上，“好多人问我是谁的学生时，我说是某老师的学生，他们就说那是我的男神。导师有一种权威在那里……师门氛围挺活跃的，谁有想法都会说”。

在家庭式中，“崇敬”“母亲（或父亲）”频繁出现在受访者的话语中，情感交流与关怀是其主导特征。例如，“他像父亲一样关怀备至。他对于生活的每个方面，包括学车等小问题都会关心，对我们像孩子一样”。

而在科层式中，受访者更多提到的两个词是“掌控”“听话”，主导特征是严格的规章制度。受访者向晁亚群吐露，“我们要用微软软件做工作计划表，老板会按这个表掌握每个人的项目进度。老板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他不关心你做东西的过程，只看结果。他把实验室氛围弄得不太好，大家毕业了，也不想再联系了。”

正如金·卡梅隆的研究发现，没有一个机构只表现出一种文化，但大多数机构都清楚地拥有主导文化。“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的研究生师门并非只表现出一种类型的文化，但大多数师门都拥有主导文化类型。”林杰强调。在他们参与访谈的27名研究生的师门组织文化体验归类中，8名属于散养式、8名属于部落式、5名属于科层式、6名属于家庭式。

师门文化无优劣之分，得看教育对象

2017年底，林杰、晁亚群开始调研时，还不是媒体讨论导生冲突的白热化之际。当时，关于研究生坠楼、自杀溺亡等手机版报道更多停留在事件层面。而他们则把导生冲突纳入了研究视野。

大多数研究生本科毕业后直接读研，缺乏社会阅历，三观、个性都尚未定型。“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访研究生表示，师门对其人格发展的影响超过对其学术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三观的形成、人生理想的明确、性格的改善上。而这恰恰是院系正式组织在促进学生发展上所欠缺的。”林杰指出。

在晁亚群的访谈中，受访者表示，“我的三观是在导师这里塑造起来的，她对我的人生理想是最有影响力的。”“导师和蔼温和，很多东西他不去争，导致我们的性格也是这样。”

“师生在年纪、资历、学识、资源等方面都不平等，唯一平等的就是人格。”林杰指出。一旦破坏了人格平等，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释放出的隐性冲突随时可能变为显性冲突。

“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导师，尤其是理工科导师相对忽视对研究生人格发展等方面的责任。”晁亚群告诉《明升中国app报》。

访谈中，有理工科研究生反映，科层式师门对其人格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他们把导师称为“老板”，“老板脾气不是很好，会骂人。很多时候，都是他说你哪儿做得不好，我觉得自信心受挫……师门有三个退学的，都是跟导师闹翻了”。

“每种师门文化都有可能产生导生冲突，即便如散养式，导生不常见面，学生也可能因为受指导过少、无法按时毕业等原因，埋下隐性冲突。”林杰补充道，“四种师门并没有优劣之分。如果非要说哪种组织文化好的话，还得看教育对象是谁。”

比如，有的学生自主性比较强，适合待在散养式或部落式师门；有的学生依赖性较强，科层式或部落式师门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还有的学生备受家庭呵护，总觉得父母的关爱“很烦”“很唠叨”，如果加入家庭式师门，他也许并不会感到舒心。对于一些“天才型”的学生，过度干涉是对其的“伤害”，更适合选择散养式师门。

有读者看到他们的研究后，主动联系晁亚群说，博士后期间换了个散养式师门，的确比读博期间的科层式师门好受，“有了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身心压力小很多，原来是我没有选对师门”。

但遗憾的是，硕士生入学时并没有太多选择导师的权利，虽然政策允许研究生中途换导师，但在面子文化下，鲜有人愿意迈出这一步。不做改变，“痛苦”的是导生两人，期限至少是3年。

在林杰看来，教师是更有可能为“因材施教”改变的群体，前提是这名导师认同“好的导师愿意改变自身”的观念。“导师应该反思并调整自身领导风格与深层价值观，必要时寻求教师发展中心的帮助，领导良性师门组织文化的建设。”

当然，研究生也要为改进师门组织文化付出行动，比如要主动找导师。“一些‘00’后学生，导师不约见，绝对不主动找导师，而导师非常忙碌，指望导师一方主动邀约、了解学生，再因材施教，也是一件颇为累心的事。”林杰说。

导生关系职业化，但不能完全排斥情感

开始研究师门文化时，晁亚群还是林杰的硕士生。为了完成研究，她选择继续攻读博士。等到论文2019年发表时，“晁硕士”已成了“晁博士”。

论文发表后，她对师门文化的研究仍心有牵挂。恰逢她入选了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一年。“林老师，我想去看看‘洋师门’的组织文化，到底和明升中国有什么不同。”晁亚群主动请缨。

然而，在最开始的预调研中，她就“碰壁”了。多位访谈对象均表示，国外高校没有“师门”的观念。美国高校的导师与学生是一种职业合作关系，责权利分明，非职业的工作、任务，导师通常不会交给学生。

这样的结果似乎在“情理之中”。早在论文撰写之时，他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师门”在英文中究竟该翻译成什么？

不久前，在明升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推出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在线沙龙活动中，林杰分享了他的研究。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余秀兰问道：“究竟是美国强调专业性、不去考虑情感链接的师生关系更好，还是明升中国更有温情的师门关系更好？”

在我国，“亦师亦友”一直被尊崇为最佳的师生关系之一。但有时候，导师会发现“亦师亦友”也很成问题。林杰就有深刻的体会，“一旦跟学生做朋友，学生在科研、处事中出了错，导师的批评会让他很难接受。有学生毕业后壮着胆子跟我反映，‘受不了林老师一下子跟我变脸’”。

在职业称谓上，明升中国的导师只有一个角色，但在教育和管理上叠加了多重角色：偶像、老板、父亲或母亲、兄长或姐妹、朋友……角色过载带来的冲突，让导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变得复杂，甚至适得其反。

引入美国职业性的导生关系能否马上解决明升中国问题？事实上，不仅很难，还可能“南橘北枳”。

林杰告诉《明升中国app报》，我国导师往上说肩负着人才培养中的立德树人任务，如果排斥情感的介入，立德树人无法开展；往下看则有大量的科研、社会服务的考核任务，如果不让学生成为合作者，导师几乎分身乏术。“考核制度进一步模糊了导师与研究生的职业关系。”到最后，在一些导师身上“变形”成让学生帮导师接孩子、做孩子的家教。

一些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导师不希望学生谈任何生活上的问题，多少有“会错意”的可能。“他们更多关注了国内考核的紧迫性，以及国外职业性的导生关系，却忽视了我国师门立德树人的独特性。”林杰指出。

实际上，人的天性渴望与他人亲近，导生之间完全排斥情感是不可能的。美国导师也绝非“冰冰冷冷”，也会跟投缘的学生建立亲密关系，甚至“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只不过由于国别文化以及校园性骚扰等事件，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疏离的导生关系。

“未来，我国的导生关系如果能逐渐走向以职业关系为主，当然值得鼓励。但同时还要鼓励导师私下里跟学生保持亲密的关系，并拿捏好分寸。”林杰提醒道。

小圈子文化，封闭是最大担忧

上世纪90年代，林杰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当时的导师普遍没有课题，是典型的散养式。他的导师、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龚放鼓励学生：“所里、院里的老师都是你们的导师，都可以去请教。”

如今，林杰每周依旧开师门会。但做完师门文化研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担忧却是——师门文化会不会从原来的粗放式开放，走向相对封闭？

“师门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其‘利’的一面，体现在导生有情感、人格等全方位互动，可实现导师的文化再生产，让大家都有学术归属；‘弊’的一面则在于学生会对导师形成人格依附，导致自身自由探索的精神相对缺乏。”林杰解释说。

师门文化对于一个学派、一个学科重镇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章太炎的门生名满学界，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吴承仕、汪东、沈兼士、许寿裳等，都是推动明升中国文学史前进与发展的重要人物。尽管章门弟子的个人学术见解间存在分歧，但毋庸置疑都带有浓厚的章氏学说色彩。正是这样的传承与创新，才使得章太炎的学说对文学的影响一直存在。

然而，师门毕竟只是一个小圈子，是圈子就会有边界。作为导师，林杰近年来的一大感触是，其他师门的学生前来讨教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有类似感受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高等教育界就有一个普遍的讨论——传统的师父带徒弟、爹妈带孩子的培养方式是否过时了？

有意思的是，“导师”一词在德语中的拼写是“Doktorvater”。“vater”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父亲”，直接把“父亲”用在词根中，仿佛在设立之初默认的就是师徒制、父子式的培养方式。

在研究生教育研究在线沙龙活动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表示，从前导师的知识覆盖面很广，一名导师可以覆盖物理学的多个领域，但在知识爆炸的当下，导师的知识覆盖面走向专精，从前一名导师覆盖的领域，如今起码得几十名导师覆盖，由此也带来了师徒制的争议——囿于师门，一代不如一代，只能培养知识、眼界比导师更“狭窄”或“差不多”的学生。

意识到这一点，德国高校推行了结构化培养，即团队化培养，由一批导师带一批学生，以此弥补单一导师制带来的封闭性与保守性。

在强调跨学科的当下，主动跨出师门，寻求碰撞与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去师门化”。如一些高校采取双导师制，鼓励学生实现学科交叉。

此外，一些高校推行轮转导师制，让研究生入学后去不同实验室体验，最终双向选择定下导师，也有助于学生选择合适的师门，为未来跨学科提供可能。

研究师门文化之余，林杰不希望学生被师门束缚。“学术就是要开放，千万不能私有化、导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