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清华大学宣布：丘成桐受聘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李骏在线上发表致辞。
他在采访中回顾了导师丘成桐的数学成绩，以及对自己的培养。李骏表示：“我的老师丘成桐先生是一名伟大的数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对数学学科的许多分支都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在他众多的工作之中，最为出名的是证明了对于复流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卡拉比猜想。他通过将(非正Ricci) Khler Einstein度量简化得到Monge-Ampère型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困难先验估计，证明了该度量的存在性。这项工作解决了卡拉比猜想，并且产生了许多更普遍的几何结果。他引入的方法，成为完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发展的基石。
由于零Ricci Einstein度量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关键作用，该理论对于发展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非常重要。他在一大类Khler流形上给出了爱因斯坦度量，为现代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数学基础。卡拉比-丘流形已经成为构建时空的基础结构。
丘成桐先生的工作对广义相对论具有基础性贡献。其中，正质量猜想的正解最为著名。正质量猜想是指，若某渐近平坦三维流形数量曲率非负，则其“总质量”为正，除非其为标准欧氏空间。该结果在广义相对论中非常重要。其证明使用了非线性椭圆偏微分方程分析中的强大技术。
同时，丘成桐是现代弦理论数学方面的领导者。他是镜像对称理论的创始人，证明了稳定向量丛上Hermitian-Yang-Mills方程的存在性，被物理学家广泛地作为弦理论所需的规范场。
丘成桐与合作者给出了弦理论中镜像对称的几何解释，这同样是一个突破性的工作，为研究和理解镜像对称猜想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许多杰出数学家如Maxim Kontsevich、物理学家Cumrun Vafa相继跟进。通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丘成桐与合作者建立了镜像原理，给出了五次三维卡拉比-丘流形中n(d)的猜想公式的一个完整严格的证明。这是对弦理论中的镜像对称猜想最为重要的检验。
丘成桐先生曾经说，“我对数学的兴趣源于人类智能足以参悟自然的欣喜。”我跟随他学习，算是很幸运。
初见丘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丘成桐先生大约是在1984年初。他当时正在国内访问，来到了复旦大学。我的导师胡和生先生组织了几个学生和丘先生一起座谈。我并不以为那是一个面试，比较轻松。还记得，我用中文介绍了硕士毕业论文的工作。我已经证明出了一个结果，自觉还不错。谁料到讲完之后，丘先生就指出，我主要参考的一本书有错。我当时只想，大师即为大师，书中的错误都知道。第一次会面于是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们才听说丘成桐先生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挑选学生。
1984年夏天，6月份的时候，就收到丘成桐先生的来信，希望我和同学董瑞涛申请圣地亚哥大学。复旦大学的谷超豪、胡和生两位先生就连忙帮着我们办理提前毕业的手续。
1985年1月16日，我抵达圣地亚哥，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为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董瑞涛一起坐丘成桐先生的车。他载着我们，去的路上谈数学，谈得很是愉快。等到了幼儿园，丘先生接上孩子，回来的路上他只和孩子聊天，把我们放在一边了。
我在复旦大学时的学习方向是微分几何。来到美国，丘成桐先生先让我考虑极小曲面，试着证明庞加莱猜想，接着让我学规范场，学唐纳森（S. Donaldson）的工作，学乌伦贝克（K. Uhlenbeck）的工作。当时我还是学生，不知所以然，也没学好，但后来派上大用场，这是后话。
圣地亚哥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占一个特殊的地方。不仅仅因为那是我到达美国的第一站，也不完全是因为那里的海边风光，或者轻松的校园氛围，更主要的是丘先生在圣地亚哥建立的学习环境。
每个星期二上午，丘成桐先生和他的前学生、彼时已成为教授的Richard Schoen同时开设一门几何分析课。丘成桐先生讲第一个小时，海阔天空，回溯这个问题怎么来的，他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及形成的解决方法；第二个小时，Richard Schoen则具体地讲解问题的难点，解决的思路，及具体计算。从这门课程里，我真正地开始了解大家是如何思考数学问题的。这是圣地亚哥时期，我最美好的回忆。
下午讨论班结束后，丘成桐先生经常和我们一起打打沙滩排球。这时候的丘成桐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容易开玩笑。被球砸到，就和我们一起笑。
做数学，证明一定要做得滴水不漏
丘成桐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高。他经常碰到我问的就是：你有什么进展？ 给人极大的压力。记得有一次他让我想一个问题。过了几天，我刚把问题想明白，就找他到聊。第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就问：你就做出来了? 我已经忘了我当时如何反应的。
之后的几年里，丘先生让我学了几个方向，比如指标向量丛，向量场的模空间。博士阶段的这些积累，虽然没有短期的实际应用。但从现在来看，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关键。之后我很多工作都是建立在当时学习的基础上。他总是抱着更远大、长期的目标来指导学生，这是他作为数学大家的一个特点。
我算不上丘先生学生中最刻苦的，属于中等。在博士后期间，我慢慢懂事，知道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真正理解一流数学应该怎么做，要等到我自己做出值得自豪的工作。那已经是博士后的第三年。这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可以说，跟随丘先生学习很幸运，他要求我学的很多东西，在此后的研究中都能用上，用到解决自己可以为之自豪、说得出口的那些工作。比如说，我第一篇自己满意的论文是关于Donaldson不变量一个模空间紧化问题。这就是建筑在丘先生和我们共同访问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4个月时间里，丘先生指导我学习指标向量丛的微分几何构造的直接结果。
很多东西学会了以后，就在脑子里留下了印象。当了解了许多不同领域的东西，开始想到这其中可能有联系。不了解各领域的知识，根本不知道哪里会别有天地，也不知往何处去。了解了，想通了，稍微扭转方向，就会找到新大陆，就是创新。
丘先生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知道怎样去看待数学，怎样看大的问题，看主流方向，看有影响力的工作。而自己要做工作，就要做有影响力的工作。
1987年秋，我跟着丘先生到了波士顿，入学了哈佛大学，开始忙着毕业论文的事情。哈佛讨论班很多，当然学到的很多。但因为急着要毕业了，主要精力放在写论文上，觉得对讨论班有所敷衍。当然，成长不是计划出来的，每个人的路又各自不同。
我自认为我的博士论文让丘先生失望了，给了我那么多问题，可到最后什么重要问题都没做出来。之后，我就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
我还记得后来找工作的时候，也是和丘先生一起在车上聊天。他说做数学，证明一定要做得滴水不漏，他用英文讲是“air tight”。他又叮嘱，斯坦福大学的申请，一定要认真准备。我当时很吃惊，斯坦福大学这样好的学校，我有希望吗？
毕业后，我们各自东西海岸，煲电话也好、访问面谈也好，有不少交流。印象就是丘先生的想法非常多，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问题，完成了一些工作。
丘先生对我，对很多他的学生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爱国情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学生很多回到了明升中国。
我非常感激丘先生对我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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