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经过10余年的工作推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捐献国，每年实现捐献6000余例，获取器官2万多。我国在器官捐献和遗体、角膜捐献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但我国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仍有不少局限性，该条例并没有具体的上位法律作为制定依据。因此，我国遗体（角膜）、器官捐献工作始终得不到全面的法律保护，不能使捐献者、医生、接受者、医疗机构等各方权利主体享有明确、清晰、必要的权利与责任。今后即将实现的几十万、上百万的捐献行为，将始终“带病”前行。且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就人体器官的捐献和移植，制定了统一法律来规制并促进人体器官移植的发展。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提出，完善遗体、器官捐献立法，以期解决目前在遗体（角膜）、器官捐献工作上的问题。

现行条例下的器官移植“带病”前行

史伟云认为：“我国有必要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基础上完成人大立法，制定更广泛的人体捐献法规。”

在现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有许多隐藏的问题。

“很多工作和具体做法未经法律授权，无法律保障。”移植条例出台后，我国器官捐献启动并发展至今，已经建立了一部分工作体系和方法，但这些做法没有从法律层面予以确认。其中，有不少做法甚至存在与移植条例相违背的。如各器官获取单位独立性不强，器官捐献意愿确认和核实渠道不畅通，协调员与信息员间关系认定存在模糊地带等。

“这些都是《条例》没有能明确解决的问题，也是实际干扰器官捐献等工作开展的阻碍。”史伟云指出。

 全面的实践经验为立法提供条件

不可否认的是，《器官移植条例》在长期的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并积累了全面、客观的实践经验。

在《条例》的实施基础上，我国人体捐献体系，尤其是器官捐献已基本建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包括人体捐献登记系统、移植受体等待排序管理系统等；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网络、器官移植临床服务系统、器官移植后登记体系等等。除此之外，《条例》在实践中已基本理顺了管理体制，各部门职责较为清晰。现行的操作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只需在法律层面加以规范，通过充分落实，必将极大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

“虽然，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基本明确了解决办法和途径。这些解决之道也已经成为了医生、捐献者和家属以及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史伟云表示。

为器官捐献献策

依法治国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国目前法制建设的速度和质量都在飞快进展，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就人体器官的捐献和移植，制定了统一法律来规制并促进人体器官移植的发展。在过往实践经验与国外已有法律的基础上，我国器官捐献立法可有以下几方面考虑方向。

在捐献原则上，要坚持无偿自愿原则、捐献工作独立原则，注重捐献流程规范、分配体系公开，不断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与此同时，还应注重维护捐献者家属的知情权，“随着社会发展，人权意识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群众对知情权也越来越重视，也提出了要求知情的诉求。因而对知情权的维护，应是法律予以体现的。”史伟云表示。

在立法的具体做法上，史伟云提出，可以利用身份证信息存贮功能落实器官捐献意愿的操作办法，在身份证申领、换证时登记确认器官捐献、角膜捐献、遗体捐献意愿；参考区域统一角膜库的设立，设立统一的、独立的捐献中心，在国家与明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合并职能，调整名称；在省内设立具有适量分中心的省级中心；健全救助体系和渠道，可考虑由国务院或者多部门，包括：民政、医保、教育、就业联合出台针对捐献者的救助办法。

“在《条例》基础上完成人大立法，制定更广泛的人体捐献法规，已经条件成熟。”史伟云坚信，出台人体捐献法能够更好界定捐献者、执行者、接收单位、第三方等各方的权责利，是促进和保障我国人体捐献与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能够更好为我国捐献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