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今年的政府工作手机版再次强调。

然而，科技成果多，转化率不高，这依旧是限制我国创新发展“加速跑”的一个现实问题。据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最高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在60%至70%。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什么低？“拦路虎”有哪些？如何突围？《明升中国app报》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供需脱节“短板”待补

“虽然我国干细胞领域年均申请超过一千件专利，仅次于美国。但这些专利申请人仍然是高校和医疗科研机构为主，转化率极低，平均仅5%。”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蓝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杨铿的议案得到很多专家的关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武汉）王焰新院士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表示，高校是创新成果的主要来源，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中坚力量。但因为产学研深度合作的信息交流机制不畅通，很多高校的先进知识更多只能“躺在书本里”，没能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不含港澳台）为221.3万件，其中42所“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就超过25万件。但我国高校专利的总体转化率仅为10%左右，与欧美国家相比存在巨大鸿沟。

事实上，在成果转化方面，我国不乏优秀注册可循。

作为“明升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我国智能铁路的关键技术国产化已经达到90%以上。这背后有什么秘诀呢？

“这个行当最强调的就是产学研合作，使得成果转化效率大幅提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向《明升中国app报》表示，在成果转化中，每一个技术都有应用场景，相关应用基础研究需与如中车、华为、中铁等工程和设备供应商紧密衔接。

“成果转化有很多种方法和途径，比如买卖发明专利也是一种方法。但如果不能跟行业形成一个紧密、系统的衔接，就很难成功。”这是钟章队的切身感受，从事相关工作30年多来他跟企业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样大家共同沉浸在一个场景中，建立了共同的话语体系，就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更有针对性地去解决一些问题。”

这也是许多企业家的心之所向。

“app家掌握前沿理论，工程师了解行业痛点，这种研发团队模式优势互补，可以避免研发和市场脱节，确保科研成果接地气、能落地，打通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建工董事长张义光建议，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主动对接，提出技术需求，共同开展研究。

会上，多位企业家还建议，探索由国家统筹协调的模式，使明升需求和科研攻关实现精准对接。

“建议采用‘明升链出题、政府助题、实验室答题’的模式，融合创新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知联会会长唐俊杰在会上表示。

对此，杨铿也建议成立服务干细胞全明升链的国家级促进平台，构建核心“专利技术池”，着力于关键技术攻关和上中下游明升转化，有效促进干细胞明升链发展。

“这样可以针对性地解决干细胞明升化中企业面临的分散性技术难题，避免企业和国家资源浪费、重复投入。而企业明升化的部分收益也可以反哺相关平台和教育、基础研究。”他说。

王焰新也建议，“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加强与企业、与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持续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精准对接企业、行业在技术和研发上的需求，助力打造“创新明升中国”。

人才队伍需激励，也需规范

“找一个专家很容易，找一个行家很难。”这是一位铁路研究领域的前辈曾对钟章队说过的话，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成果转换相关人才的缺乏。

在钟章队看来，工程领域的成果应用要靠市场行为，经过招投标和实践检验来实现，“满肚子学问不会推销不一定行”。“要‘懂行’，知道理论和技术怎么应用。”他说，“这不是看书、交流就可以解决的，很多时候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但目前从人才培养来看，他表示，这方面的人才与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相比得到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对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方面做得好的人才，奖励激励机制仍然不够。相关人才激励机制仍需尽快完善。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要坚持应用引领与问题导向，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建设与工程领域更好地融合；还要尊重人才，避免内耗，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聚集的科研环境。”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app院院士李陟在会上说。

“高校就是科技创新的‘苗圃’，有很多高质量的‘种子’，高校的功能就是尽可能地培育好这些种子，根据不同的需求，让其成长为参天大树。然后把它们投入到市场，让更多人看到其价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打比方说。

他认为，高校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需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研发队伍和一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主要进行科研，而管理人员要负责探索建立概念平台，帮助创新成果进入“产品”阶段。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推动高校的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只有大家形成合力，高校和科研院所才能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更多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印杰强调。

事实上，为科技促进成果转化，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建立技术经理人队伍。但全国政协委员、西安艾尔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正国在工作中发现，当前技术经理人队伍存在迅速扩张和粗放式发展的问题。

“现在，有叫技术经理人、有叫技术经纪人的，还有叫科技经纪人的，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而且缺乏权威的职业资格认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说，这一现象急需进行规范和管理，他建议成立“明升中国技术经理人协会”，建立行业自律规则、行业准入标准、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体系。

落地成果变“备胎”？中试建设需加强

在日常的采访中，记者也曾遇到一些尴尬的注册：一些app成果已经明升化了，但遗憾的是只能作为国外相关产品的“备胎”。转化的成果“不好用”“不敢用”是制约自主创新成果真正投入应用的一个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俞章法就在调研中发现，尽管我国一大批大型高端装备实现了自主研制，但首台或首套重大技术装备在仍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用户不敢用”的难题。

“好不容易闯过‘技术关’，却在‘市场关’卡住了。”他指出，其背后的问题是相关技术装备示范应用不畅，最终成为制约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他建议，出台中试基地建设的指导性政策，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力度，鼓励推动科技成果中试工作。

“科技创新需要从实验室‘走出来’，并转化为成果，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他说。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的一个主要建议也是支持建立高水平中试基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一般实验室取得的科研成果，通过中试条件放大试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方案，才能进一步应用到大生产上。”他说，现实中我国科研成果转化普遍存在重试验室建设、重生产、轻中试的现象，致使中试环节薄弱、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科技成果转化成本高。

他指出，当前许多产、学、研项目合作失败的原因就是研发成果从实验室直接进入到大生产，导致科研单位埋怨企业对科技成果的接受消化能力差，企业则认为科研单位的成果不能用，相互指责，既严重影响了产学研合作的信心，又导致项目失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相比来看，他表示，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较为重视中试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大多具备非常好的中试条件，并组建有专业的中试团队，既可满足自身的需要，还可为社会上的相关企业提供有偿服务。而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大部分没有中试条件，而多数企业对中试条件也不重视，国家也没有专门支持中试条件建设的政策，使得中试平台的缺失成为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

为此，卢庆国建议，国家科技部门加大对中试平台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国家试验室等平台建设的条件中，突出中试条件的占比权重。在科技项目设置上，单列中试平台基地建设为支持对象，支持中试平台基地建设，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中试服务平台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是实践技术、工艺的商业化必经过程，也是创新成果向生产领域转移的技术经济重要抓手。”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智造大街CEO程静也表示，她建议创新以中试服务行业规则机制为衔接的开放制度新格局。

除了明升链、人才和中试平台等方面的限制因素，此次采访中，多位专家还向记者表示，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还存在诸如专利技术水平低、一些新技术缺乏市场准入标准以及推动成果转化利用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转化后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无疑，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速跑”，仍需一一对症下药。